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6年第3期

• “第二个结合”视角下儒家民本思想的共同富裕指向*

  尹俊,毕悦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民本思想密切结合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总过程理论视角考察儒家民本思想可知：在生产环节，儒家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分工秩序的安排，在坚持生产的有序性和伦理性的前提下促进物质财富的创造；在分配环节，儒家试图兼顾初次分配的等级秩序和再分配、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培育民众的致富能力，缩小贫富差距；在交换环节，儒家将商业活动视为社会经济的重要补充，秉承诚信的基本原则，促进社会财富流动和均衡配置；在消费环节，儒家在强调“依礼消费”的同时鼓励消费层次的合理提升，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须深刻认识儒家的共同富裕理想与传统社会等级秩序之间的张力，在“第二个结合”视角下对儒家民本思想予以创造性转化。

• 论海洋与陆地之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构想*

  陈建洪

  人既不是遨游水底的水生动物，也不是有翼飞翔的空中动物。人在根本上是一种陆地动物。人类文明总体上是靠陆地来支撑的。人类政治历来注重分疆裂土的土地占领，现代欧洲人找到了联接各大陆地的海洋通路，从此也开始了自由海洋的通道争夺。现代政治开启了以陆地为主导的秩序与以海洋为主导的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欧洲大陆主权国家的均势体系与岛屿国家的全球海洋霸权之道既相互竞争，又共同构成西方现代世界秩序的基石。以全球性的现代世界秩序作为基础，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朝贡秩序体系，可为重塑未来世界秩序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 澳大利亚国家海洋认同形塑的历史启示*

  费晟

  受生计模式与制度约束影响，澳大利亚原住民及殖民地社会缺少海洋认同，但这一状况在联邦国家建立后迅速发生变化。1908年以迪金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邀请并接待美国大白舰队访问事件不仅助力澳大利亚建立起独立的海军，更激发了国民对海洋的热情及对海权的重视。1969年，联邦政府在民间运动的推动下积极介入海洋环境保护，由此确立了自己在国家海洋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得保护海洋成为澳大利亚海洋认同的核心要素。澳大利亚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未必因为毗邻海洋就会天然地生成海洋认同，国家力量能够也应该对此发挥关键作用。

• 历史本体论命题与政治学的“认知革命”*

  杨光斌,释启鹏

  历史政治学所以被认为是一场“范式革命”的方法论，在于其关键词“历史本体论”对人们关于“历史”的认知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历史”一直被视为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历史本体论中的“历史”则是本体性的类属存在，即存在欧洲社会史与中国政治史（国家史）的本体性差异。历史属性的差异导致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进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和关于政治制度的不同性质的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命题成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的一种历史哲学。

• “量子霸权”衰亡史：一场科学的文化竞争*

  杨安卓

  “量子霸权”是一个量子计算领域的科学术语，由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隐喻产生争议，逐渐被“量子优越性”所替代。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拉克劳的话语分析框架，可以将这一演变过程置于科学政治学视域下考察。“量子霸权”概念因内蕴征服与排他性隐喻，在遭遇种族正义思潮冲击时发生语义脱节，引发了西方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危机。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中国科学家采用“量子优越性”的术语命名策略，通过科学研究的突破，构建了指向实用与和平发展的意义链条，将科技的强制力转化为社会的同意，使全球科学界逐步向术语“量子优越性”迁移，实现了科学文化领导权争夺的“阵地战”的初步胜利。

• 无米之炊：天津蜂窝煤推广初期的资源困境与政治运作（1957—1966）

  王嘉宇

  蜂窝煤因其特殊形态和配方，具备优于煤球燃烧性能的推广价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率先取得蜂窝煤推广成效，带动多地开展试点。1957年至1966年间，天津蜂窝煤推广规划在落实过程中却面临用户增长相对缓慢的困境。政策层面，天津市政府在国家节煤任务背景下提出较高目标，提高推广工作的落实难度；实践层面，蜂窝煤及炉具的供销成本较高，加之民用铁资源调拨受限，使推广工作形成“生产受限制约消费，消费不足影响生产改良”的相互制约局面。为落实节煤任务，天津市政府转而采取更务实的分阶段推广策略，以修炉改灶工作完成节煤目标的同时，保持蜂窝煤宣传态势，持续改良蜂窝煤技术，积极创造推广条件。这一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虽使蜂窝煤在推广初期形成“计划制造短缺，短缺瓦解计划”的现象，却带动其转向市场调节模式，体现了计划同市场衔接的调适价值。

• 过渡时期的社队企业经济及其管理局系统（1976—1984）

  罗立健

  改革开放前后，社队企业摆脱边缘困境，大幅提升了基层产业规模，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源于人民公社时期的“五小工业”集体经济，至1984年更名为乡镇企业时，已形成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形态。自1975年年末，全国各地开始探索社队企业管理的专门化路径，其中部分地区通过设立社队企业管理局，对企业进行系统化扶持与管理。管理局早期的核心工作，集中于争取对社队企业 “产、供、销、运”全链条的独立管控权，以及社队企业的统筹管理权限，以推动企业规模化发展。研究社队企业经济与管理局运作，可揭示经济体制变迁与市场因素的互动，展现中国经济改革的基层实践节奏。以社队企业管理局为视角的历史研究，有助于修正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既有认知，也可为当代中小企业经营管理及乡村振兴提供历史镜鉴。

• 语境、语汇与谈资：集体记忆的话语表征*

  董方杰,周晓虹

  通过探讨集体记忆的话语生成机制，能够发现集体记忆并非单纯对过去的回忆与复现，而是在特定集体／社会互动中经由话语实践动态建构的复杂过程。基于社会建构论、话语建构论以及文化社会学等理论视角，本文提出了由语境、语汇与谈资构成的分析集体记忆的“三维话语模型”。其中语境作为情境化框架，设定了记忆叙事的可能边界与阐释空间；语汇不仅是承载意义的核心符号工具，更是体现群体认同、集体情感与意义协商的记忆场域；而谈资则展现了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流通、筛选与社会运作机制。通过对语境、语汇、谈资三个维度的系统性阐发，以及对两项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初步检视，作者提出话语就是记忆，并论证了走向“话语记忆”的可能路径。

• 左翼理论的跨国：宋斐如与日本资本主义论争（1928—1939）

  张金牛

  本文通过聚焦1928年—1939年间宋斐如对日本资本主义的理解，剖析日本左翼思想在中国的本地化过程。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宋斐如认同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劳农派学者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分析。然而，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宋斐如又转而利用讲座派学者对日本资本主义“半封建”的批判，构建了以日本资本主义内在缺陷为核心的抗战必胜论。这一转变不仅揭示了日本左翼思想在中国革命语境中的工具性转译，也体现了民族危机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探索与现实需求的嵌合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主义与民族特殊性之间的张力。

• 行动限度与情感结构

  王冬嫘,孟庆延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进步女性中的先锋群体，女性作家的进步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与思维层面，更在于她们构建了从自我解放通向政治革命的精神通路。在其群体内部，基于从保守到激进的演化路径，形成了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分化结构。本文以“政治行动的限度”为分析坐标，选取丁玲、冯铿、石评梅三位进步女作家为研究对象，为理解革命浪潮下知识分子的“世界图像”提供情感史的切入视角。通过文本细读与生命史考察，本文试图探讨：革命作为生活方式如何塑造女性的主体性？个体觉醒与革命实践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情感态度的差异如何导向不同的社会实践？研究发现，该时期女性作家的自我解放诉求与社会革命愿景，前者是个体觉醒的催化剂，后者承载集体行动的组织功能，二者在实践层面常呈现出结构性张力下的失衡状态。

• 全球数字化转型与西方政党政治运行逻辑的变革*

  王翔,李志恒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政党政治的组织结构和运行逻辑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数字化政党呈现界面化、实时化与开放化特征，既拓展了政党的触达边界，也形成新的技术依赖，引发了潜在的制度风险。在对数字化与政党关系的解释上，逐渐形成三条理论路径，即强调技术赋能的技术驱动论，突出制度惯性的制度约束论，以及试图勾连二者的混合媒介论。同时，数字化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组织、传播、动员与合法性四个方面的制度重构。本文不仅厘清了数字化如何在制度层面重塑政党政治的运行逻辑，也为理解技术与制度张力下的政党转型提供了比较视角。

• 国家、市场、技术与小农社会的互动*

  徐进,李小云,张瑶

  乡村的衰落和“农民的终结”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但在新的经济社会与技术语境下，乡村和小农的发展已然呈现多元样态。西南山区河边村村庄和小农的完整续存与发展的景象，为理解小农和乡村的命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另类叙事：乡村并非回归过去的“复兴”，而是发展成为新乡村；小农亦非固守传统，而是转型为新农民。从小农生计的视角来看，生产、生活空间的有机叠合，面向市场的生计多元化，以及新乡土性劳动重塑的过程，为小农和乡村续存提供了基础，而国家、市场与技术发展对乡村空间、生计模式与劳动形态的条件性再造与赋能，成为驱动小农和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国家、市场、技术与小农社会在新语境下的互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乡村的衰落，更深刻地重塑了乡村的经济社会形态与城乡关系。

• 乡村何以德治？ *

  桂华,贺雪峰

  现代社会治理除了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作用，还要整合多方力量和引导社会参与，实现正规体制与非正规体系、正式力量与非正式力量的融合。在乡村领域，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是构建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三治”体系。对于乡村德治存在两种认识取向：一是从人性假说或心理层面上讨论农民的道德素养问题，二是从规范性层面讨论农民的合作能力。以上两种认识都将农民看作具有同质性格或道德意识的抽象主体，忽视了人的社会现实性。在梳理既有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认识角度：从农民塑造行为逻辑的社会性机制上分析乡村德治达成，从农民所处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上理解农民的公共行动逻辑。本文要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行为逻辑是如何被具体条件所塑造的。只有理解这一问题，乡村德治才有可能从规范话语变为实践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