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6年第2期

• 以文明作为话语，构建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秦露

  新时代以来，党的国际传播理论与战略传播体系逐渐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建构升级为文明国家的全球秩序范式建构，经历了从被动辩护“我不是谁”到主动阐释“我是谁”，再到提供“我们该如何相处”的美好文明秩序愿景的深刻转型。在当前中华文明进入奇点时刻，以及世界历史迎来中国时刻的关键历史节点上，中国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立足以文明作为话语，在着力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同时，从中华文明主体性出发，讲清楚中国道路背后的“道”，从而掌握中国道路的定义权、中国精神的阐释权、中国形象的塑造权。

• “平等”的瞬间：新中国对外援助的“穷帮穷”哲学

  刘烨

  本文从“穷帮穷”理念出发，重释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历史与政治逻辑。在自身贫弱之际，中国仍将对外援助视为义务，将与第三世界的平等联合视为自身政治创制的内在要求。“穷帮穷”强调对外援助的相互性而非互惠性，在既有经济范畴内借用等价交换形式，为实质的给予及共享开辟可能。此举呼应第三世界对援助者与受援者“不等之等”关系的追求，并以主体“自我给予”的逻辑，构想一种能动的穷人共同体，于存在差异的主体间创造出少有的“平等”的瞬间。此类实践蕴含着对世界构成的原理性探索：平等不应被简化为主体间关系的判别，而是各主体在互动中经由对共同性／体的重构，从而在整体中充分占有自身的过程。

• 从延安到新德里

  宋念申

  本文通过当代画家石鲁的印度题材画作，探讨“亚洲”在新中国早期的一种视觉呈现。万隆会议之后的1955年和1956年，石鲁受中国政府派遣，访问了印度和埃及。大多数既有研究集中于这次旅程如何深刻改变了他对东方艺术“传统形式”的理解，而本文强调的是，石鲁对再现对象的选择，是与他作为艺术家和革命者一贯关心的主题紧密相关的，特别是与对基层社会以及普通人群的关怀和同情有关。石鲁的出访经历，可以放置于20世纪席卷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以及他从延安时代以来深入生活，对边疆与普通劳动者持续关注的角度来认知。从石鲁的个案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发现20世纪“亚洲主义”母题在冷战环境下的另类呈现方式。

• 殖民主义驱动下的“科学之力”*

  董睿智

  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扩张领土的同时，还借助现代实证科学构建起更为隐蔽且持久的统治优势。这种以科学研究为外衣的智识扩张，往往因其客观中立的表象而占据天然的道德优势。本文将以英国巴勒斯坦勘探基金会在19世纪中后期开展的地图测绘为核心案例，揭示制图学这一看似客观的技术实践如何成为殖民权力的空间塑造工具。同时，试图阐释地图上的线条、色块以及象征符号并非客观呈现，而是基于殖民者意识形态的选择性建构，其遵循的圣地疆界与地名传统，不仅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地缘政治需求，而且还为接下来的圣经考古学提供场域。这两门学科犹如西方国家侵占巴勒斯坦地区的两驾无形马车，齐头并进，在圣地传统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下，重塑着巴勒斯坦的空间秩序和领土政治。

• 构建国际公共政策的知识体系

  唐贤兴

  国际公共政策作为新兴教学研究领域，由学科交叉融合而生，然而目前尚未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其核心概念“国际公共政策”的定义尚不明确，学科边界以及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界定也存在争议。本文阐释了这一跨学科建设对于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公共政策的教学研究能够为当今全球治理进程提供有益视角。基于多学科视角，本文探寻跨学科融合的突破路径，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融合路径，从定义入手，初步设定国际公共政策教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以此推动该领域知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 社会信任形成的文化机制与国际比较*

  李晓光,周润琪

  本文聚焦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并基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剖析不同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形成的影响，随后使用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数据对全球29个国家展开实证比较。结果显示：第一，社会信任在不同国家呈现梯度分布和显著差异，丹麦、冰岛等北欧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土耳其、南非等西亚、非洲国家较低；第二，各国在文化维度上的取向差异是社会信任分化的深层原因，比如个体主义和长期取向的文化观念会显著提升社会信任，风险回避的价值取向则显著降低信任水平；第三，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与组态性特征，其中等级观念较强和短期取向是导致低水平社会信任的关键因素，个体主义观念则是培育高水平信任的重要基础，且各个文化维度对社会信任形成的影响呈现彼此关联的多重组态效应。以上发现有助于人们从文化视角理解全球视野下社会信任的国际差异。

• 丹砂的隐喻：武陵走廊的世界与地方*

  鞠熙

  自《尚书》起，朱砂就象征文明中心之外的边地。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发现，朱砂在华夏世界中的流动有双重逻辑：一方面作为九州贡赋，通过乌江-长江水路北上中原，象征天下王朝定期汇聚万物以养成群生；另一方面作为洞天灵气的结晶东下长江，吸引道士深入产砂之地。“九州天下”与“洞天福地”的双重模式交汇并沉淀于武陵山区，而当地文化却更强调朱砂的地方性乃至反流动性：以血为名的朱砂隐含不容侵犯的开采权，其效力依赖于未曝光的山中状态，源自早于人类秩序的原初在地力量。华夏世界始终将朱砂与地方山水绑定，从未视其为纯粹的商品，这使得武陵山区成为 “走廊”而非资源掠夺的牺牲地。 “走廊”概念超越“线性遗产”的单一流动性叙事，强调多重文化网络的交织沉淀，为全球矿业遗产的价值重估提供了中国范式。

• 传统家庭财产制度中的分配正义*

  尹成波

  宋承唐之同居共财制，但宋所共之财仅为公产且另创“特有财产”制。元承宋制，明清律循宋制保护公产，但“特有财产”付之于司法认可的习俗保护，清末此俗又列入民律草案，民初司法沿用。唐宋之变导致家庭产权结构二元化：公产归属于父祖，“特有财产”归属于创置子弟。这些产权，均可视为处分权受限的所有权，儒家传统可为这一限制的正当性提供辩护。家产共有说、归家或归户说、家长绝对财产权说，尚需再斟酌。基于前述制度及其实践，本文构建出传统分配正义理论，包括公平至上的“唐型分配正义”和公平与效率适度平衡的“宋型分配正义”。这一理论阐明了传统家庭财产制度合乎分配正义的内在机理，深化了对传统公私关系的认知。

• 中华民族的人民性研究*

  邵六益

  恩格斯在1857年的《波斯与中国》中提出“Chinese nationality”概念，196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将其翻译为“中华民族”；恩格斯的提法比梁启超1902年首提“中华民族”早大约半个世纪，却不为学界注意。不同于梁启超，恩格斯的论述有着非常强的人民性底色，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实践存在内在一致性。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仅包含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更建立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人民”基础上，人民性是民族关系中合众为一的前提与基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建立在人民性的底层逻辑上，这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国家民族建设的基础逻辑之一。

• 新时期群众路线实践的社会路径*

  杜鹏

  国家治理转型和基层社会变迁导致群众形象的模糊化，这是群众路线实践偏差的重要根源。“群众”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本文将群众置于村庄社会场景之中，着眼于群众分化的社会现实，从性别、年龄、收入等社会性标识探讨在分化的村庄社会中群众路线实践的可能路径。新时期的群众路线实践需要不同程度地嵌入村庄社会，进而在村庄中发掘群众动员的载体和动力，通过二阶动员模式实现“私”与“公”的转换和衔接，贯通群众路线的实践路径。群众的公共性是群众路线之公共性的前提，这不同于阶级话语支撑的政治化状态，而是政治性、社会性与技术性之间的一种平衡与融合，从而维系了群众路线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力与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