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5年第6期

• 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

  彭海红,甘婷婷,岳小凤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经济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继续抓住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条主线，保持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同时，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理论、制度和政策体系支撑下不断深化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多种途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共同富裕和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彰显了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也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带来深刻启示。

• 在学理与治理之间：20世纪初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形成*

  王波

  如果学理逻辑是将心理学作为价值中立的“纯粹科学”，强调学科内部建制的完善和客观知识的增长，那么治理逻辑则将其作为能够科学说明、计算、规训乃至征用“心之力”的现代装置。治理逻辑奠定学理新知识型的底层逻辑，学理逻辑则是一定治理逻辑内部的同一性再生产。不同于西方心理学脉络中学理逻辑与治理逻辑突显的历时性先后关系，中国心理学学者较早意识到并利用了两者之间展现的共时性表里关系。由此，中国心理学的现代形成深度卷入重塑和规治国民主体性的议程。谈论治理逻辑并不是说另有一块独立于学理逻辑的心理学领域，而是要分析学理逻辑的（基础的或应用的）心理学如何重新对国民日常经验秩序进行可感分配。只有全面把握两者间独特的辩证关系，才能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心理学发展归结为内部的现实运动，为真正建立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一些贡献。

• 从“热闹”看民间社会*

  宋靖野

  “热闹”贯穿中国民间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各领域、各层次，在跨文化比较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识性意义。人类学对“热闹”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范式期，学者通过庙会、集市、葬礼等事项各自发现“热闹”经验的不同面向；在范式确立期，魏乐博对“热闹宗教”的后结构主义分析和周越对“社会热度”的宗教社会学分析，为“热闹”研究注入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在范式拓展期，本体论视角和批判视角则进一步延伸了“热闹”的行动者网络并突出了其在话语政治层面的“抵抗”效应。尽管上述研究远未穷尽“热闹”的经验场景，但为深入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有益启示。

• 把集体带回来：重构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理论

  郭伟和,李诗梦

  农村集体曾经是中国人走出家庭、迈向个体化进程的重要场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人又将家庭作为实现个体幸福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工具性资源。然而，新家庭主义理论显示当前中国家庭主要是通过对老年人的依附和利用，来支持年轻一代的个体化发展。村庄集体能否再次为老年人突破新家庭主义的束缚、实现个体自主参与社区生活提供新的路径与模式？本文基于“脱嵌”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能够解释一般个体化进程与多种个体化样态的研究框架，通过对京郊赵庄子村的扩展个案研究，发现该村老年人除了从事功利性市场劳动或家务劳动，还参与各种消遣活动和公益互助活动。在老年人多样化的社会参与形式背后，是村集体通过福利传递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服务供给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助推老年人走向一种兼顾个体自主与集体保障的“集体化的个体主义”。

• 从资本下乡到运营入乡：乡村发展的一个新路径

  沙垚,付伟

  近几年，乡村运营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乡村出现了咖啡馆、民宿等多种文旅大类的新产业、新业态，同时吸引了返乡、入乡青年等多元主体汇聚。运营入乡，是政府／国资作为推动者，外来主体作为行动者，与乡村建立合作关系，遵循政治经济学逻辑，共同面向市场激活乡村资源的过程。从资本下乡阶段资本与土地结合，到运营入乡阶段主体与乡村结合，乡村多元价值得到开发，有助于城乡融合整体目标的实现。当然，运营入乡作为一个新事物，如何处理政府／国资、外来主体与乡村／农民之间的关系，推动乡村运营从“盆景”转向“生态”，还有很多需要完成的工作。

• 市民下乡：乡村建设的一种实践图景*

  马黎,罗建章,潘家恩

  在乡村空心化与生产要素持续外流的背景下，出现了不同于资本下乡和艺术乡建的新现象——市民下乡，其核心在于以人力资本为引领，推动城乡之间的发展理念、生活方式、产业业态等深度互嵌。本文以龙潭村和铁牛村为例，描绘了下乡市民通过人才返乡入乡、新生活理念更新与乡村新业态营造三重维度，活跃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图景，并认为，市民下乡牵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带来“新主体”“新生活”“新业态”，将促成多元主体的互动与融合，激发乡村治理体系创新，并释放乡村的多元价值潜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可能路径。

• 中西体用之辩的终结*

  韩博韬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庞朴先后提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忧乐圆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愈益明显；李泽厚则先后提出“中国智慧”“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告别革命”，越发走向自由主义。“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字面上南辕北辙，但庞朴和李泽厚在经济原则上兼顾效率与公平，政治上强调自由与民主，文化上主张兼顾公德与私德并在人的本质论等方面高度契合，义涵上形成了吊诡的合流。两者体用论的外延共性构成新时期的基本共识和重要学术遗产，代表了一代学术兴趣的退热，稍后社会科学专家的集体崛起及走向当代史的中枢，本身属于半学术半意识形态命题。而90年代史观派史学地位的下降，说明这股合流标志着困扰中国逾一个世纪的中西体用之辩由此终结。

• 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华早期传播、论争及影响（1919—1927）*

  朱亚坤

  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华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传播是由共产国际、中共和国民党等多方力量相互作用所推动，深刻反映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曲折历程。1925年，国民党右派代表戴季陶提出的帝国主义观从成因、手段、目的等方面曲解列宁帝国主义论，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及时从多个角度全面持续地批判戴季陶帝国主义观，强调帝国主义形成的内在经济动因，重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上互为呼应的内在关系，由是揭露戴季陶主义的反共实质，进一步提高国人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对象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国民革命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中国化进程。

• 均势的“法律化”

  任鑫

  均势是经典国际法的核心概念、原则和基础，是塑造欧洲地域性法政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它并非自始便处于国际法中，而是要经历为法律所收编的过程。回顾国际法中均势之起源，可以发现均势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危机的背景下被“法律化”的，共经历两个阶段：首先，各方经由各自表述的高级法原理——“大国家”法权、两种国家理性与均衡的涉外面向——使均势在位阶上领先于一国的根本法；其次，通过高级法所创造的普遍共识使均势借由《乌得勒支条约》进入国际法，获得了成文法形态，并被后续的国际条约不断重申。而国际法中的均势既促进了欧洲的自我认同，也使域外成为需要取得欧洲肯认的对象。清季中国正是在这一情境下与均势相遇，并谋求进入国际法大家庭。

• 政商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基于政党中心的思考*

  杨艳

  政商关系，作为透视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变量，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关注。目前，政商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聚焦理论、价值和实践三个层面，涉及概念的内涵、外延、社会效应、构建路径及措施等方面，其中不乏原创性研究，但多数研究忽略了中国情境中的核心因素，从而缺乏对亲清政商关系的有效解释，其根本原因在于陷入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在解释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时，政党中心观点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框架。紧扣中国情境、立足政党中心将为政商关系研究建构新质空间，这意味着不仅在概念中突出政党的中心位置，同时在内涵上以政党为中心确立战略性的制度关系，并在实践中通过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发挥政党的引领作用，为构建以亲清为目标的新型政商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 血亲代际关系与姻亲代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王跃生

  近代之前男系传承制度之下，儿子和儿媳组合为一体，与血亲父母、姻亲公婆形成密切的代际功能关系。已婚女儿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功能关系则处次要地位。1930年《民法》规定父母和儿子、父母和女儿之间均有义务、权利关系，但民众尚处于惯习约束和影响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男系传承失去了正规制度的支持，血亲、姻亲成员之间平等关系逐渐形成，城市则出现夫妻分体式代际功能关系。当代社会转型初期血亲、姻亲代际关系受到法律和惯习双重影响，城乡之间出现多种关系类型并存的格局。已婚者重视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功能关系，姻亲之间关系则有疏离倾向。政府和社会组织应通过制度改进，努力推动血亲、姻亲代际关系从传统男系传承下单系“子妇一体”代际功能关系向“夫妇一体”代际功能关系转变，建立和形成既有亲情良性互动，又有较高自由度的新型血亲、姻亲代际关系。

• 活动治理与“内嵌中间”的生产*

  施芸卿,余格格

  本文以近年来兴起的社区办活动现象切入，以实践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展现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在生成的新型接合机制。社区办活动的常态化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现之一，但面临经费、人员、场地三方面的资源困境。本文发现，为办活动而进行的资源动员过程，实质发挥了在日常生活和治理系统之间对接转化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居委会尝试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对接转化中寻找增量，使权力运作空间和社会参与空间同时生产。在常态化活动经年积累下，这一接合机制以流动的形态留存，成为内嵌于国家-社会纵向体系的“中间”。“内嵌中间”在一定条件下将作为目的和作为手段的社会合一，这既是当前治理转型寻找国家与社会之间“最大公约数”的体现，又淡化了公约数之外的部分，使社会嵌含于国家之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