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5年第3期

• 探索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学理化体系*

  谢富胜,匡晓璐

  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体系，需要区分不同的研究层次。以马克思主义学理化体系为参照，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为核心范畴，能够形成一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机统一的三层次结构体系，即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体系。三个层次分别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和现实问题的角度，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方位，以及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采取的具体战略。

• 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与未来发展

  卢周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引入现代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利益不一致及其对公共选择过程影响的角度，深入讨论了中国改革路径选择及持续推进的动力问题，并取得一些基本共识：以增量带动存量的渐进式改革，因其降低了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既是中国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也体现了执政党统筹改革的智慧。根据改革进程中利益矛盾变化的特点，动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推进改革红利共享，确保了改革能够形成合力。下一步，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既需要继续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又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经济学界对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讲好中国改革故事。如果能够进一步突出改革的“历史特性”，将能更好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自然史的过程”与建构式改革

  张跃国

  进入新时代，改革逻辑全面转向“建构式改革”。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理论并未排斥主动建构的改革进路，相反，“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历史主动性正是建构式改革的立论依据。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分析，建构式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是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要求。重大理论突破和体系化理论建构是建构式改革的前提条件，而“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实践积累仍然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建构式改革的根本保证和决定性因素。

• 广义政府的制度逻辑*

  原桂楠,陈国权

  准确认识中国国家体制，才能正确把握深化改革的方向。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对国家的探寻理应回归实践。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拥有至高权力，合法垄断暴力。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掌握最高领导权，具有国家属性。因此，中国是政党形态国家和宪法形态国家的有机统一，党中央、地方各级党委等具有国家性质的党组织和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成的广义政府是中国真实的国家机构。由于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套用西方政府理论考察中国国家体制是行不通的，须遵从实践逻辑。基于政治分工原理，以关注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功能性分权理论考察广义政府的制度逻辑，较之西方三权分立理论更具适用性。基于当代中国政府实践，避免单纯地推演理论逻辑，厘清国家主体，把握底层逻辑，明晰制度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 人文学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汪晖

  中国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人文学科却是20世纪的产物。中国大学的学科建制并非古典知识分类的直接延伸。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现代人文学科包括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过程中，现代人文学科深受欧美学科建制的影响；其次，在神学／经学逐渐失去其神圣性和支配地位的过程中，现代人文学科在方法上和价值上都带有世俗化的特征；第三，在与科学领域的支配地位的博弈中，现代人文学科尤其强调自身的独特位置。本文分析了现代人文学科形成的前提条件，以及在当代语境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如何思考人文学科与不同的人文传统的关系？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的使命？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学科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对其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如何估价数码时代的人文学科？

• 劳资框架：上海私营工厂学徒制的困境与调适（1949—1954）

  郭恬薇

  作为近代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的工业学徒竟长期游离在行会、工会之外，处于无组织的脱序状态。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工会、青年团积极收编学徒，赋予其正式的劳方身份，才增强了该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底气。然而在劳方本位的思路下，1950年以来上海各业接连推出的私营企业学徒制度通则，反而造成学徒占比锐减。这一反差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在于，当工业学徒从无身份的劳动者升格为“法理上的劳方”时，便相当于被纳入了劳资关系的保护范围，但部分小厂主“亦劳亦资”的特点以及传统的包工制，又与劳资对立的二元框架存在张力，导致私营企业主以拒招学徒的方式规避劳资约束。幸而1954年上海私营机器业率先进行调整，不再教条式地按照劳资框架理解学徒问题，充分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为达成经济效益与劳动者福利之间的平衡而付出的努力。

• 生产视角下集体化时期社员现金分配问题研究*

  袁剑

  农业集体化时期现金分配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善农民生活，农民获得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集体的商品生产。本文利用现存的山东平度四甲大队的会计档案，从生产视角研究社员现金分配问题。研究发现，国家和地方虽然通过推动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明显提升了农产品商品率，增加了集体现金收入，但社员现金分配收入较少，原因在于集体用于购买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现金支出和以公积金为主的积累同步增长。集体发展商品生产以增加现金收入，既能促进粮食增产，又能增加农民的现金分配，实现生产和生活双重发展，这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早期探索的重要经验。

• 从“小生产者”批判到“包产到户”政策出台*

  张艺英

  在1978年—1982年政策制定的关键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并不是改革的方向，至少当时还有“联产到劳”等多种责任制方式可供选择。然而，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之一，这些形式最终在1982年后迅速演变为家喻户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新的政策，是如何逐渐向外、向上扩展，最终被确立为正式的制度，目前还有一些尚未澄清的疑点。因此，本文聚焦1982年之前的特定时期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政策有一定影响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一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考察其在1980年9月至1982年1月之间对于农村改革的观点，以及如何影响高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也初步探讨这些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之初所秉持的历史观念和这一认识对政策制定的可能影响。

• 博施公爱的大同社会：道德理想何以成为现实*

  徐俊忠,王晓彤

  通过“博施公爱”而达“社会大同”，是孙中山吸取中外思想资源提出的崇高理想。然而，孙中山并非道德的教主，而是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政治家。为达成“博施公爱”的“大同社会”，他深入探索民族、民权和民生全面复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为后人留下大量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孙中山的伟大理想，由中国共产党人加以继承、改造、发展而光大。正是通过一系列政治革新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步入民族复兴的快车道。

• 走出欧洲*

  邓涵之,熊易寒

  近代以来，财政国家研究深受韦伯传统与马克思传统的影响和塑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找回国家”思潮的兴起，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历史视野下财政国家构建和财政能力发展过程的探索颇丰。本文梳理了过去几十年来相关理论的发展与实证成果，指出既有的基于西欧民族国家的财政国家理论在欧洲内部的解释力仍显不足。尤其，财政国家理论在走出欧洲，外推到全球比较研究中时，亟需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做出补充和修正，包括对内外战争影响财政国家构建机制的多样化评估，对代议制、精英生态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再认识，对经济基础与税基结构跨时变化的理解，以及对国家体量、财政效率和财政集／分权问题的再思考。本文旨在为财政国家理论更新与全球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提供突破性的创新方向。

• 从留守妇女到季节性拾花工：改革时期中年农村妇女的劳动力转型*

  林芳菲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二十余年间大量内地农民每年赴新疆从事棉花采摘劳动，中年农村妇女是这支季节性拾花工队伍的主体。基于在新疆棉田及拾花工家乡进行的田野调查，本文将呈现这些女性拾花工个体及家庭的生命经验，运用农政与性别视角相结合的分析框架，解构中年农村妇女与季节性拾花劳动“天然契合”的关系，并尝试勾勒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从家庭劳动力向雇佣劳动力转型的历程。这一转型既是农村社会与农业生产结构性变迁的结果，也是农村家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再生产的必然选择，还是当下劳动形态非正式化与碎片化的具体体现。

• 宗教的标准化与自我改造

  黄星尧,梅汝阳,卢云峰

  有关“神明的标准化”的讨论表明，宗教成为学界考察帝制中国晚期文化整合的重要维度。与明清时期一样，民国以来的国族建构也有类似的过程：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宗教标准化与民间宗教团体的自我改造。随着传统礼制秩序的崩溃，经由日本传入的西方“宗教”概念开始摆脱儒家话语的支配，被政府赋予社会教化功能。在此基础上，民国政府进一步倡导一种以基督教为蓝本的“标准宗教”，从教义、组织和功能来甄别和规范各类宗教。因应政策变化，三一教暂时搁置与基督教的现实纷争，仿照这一“标准宗教”推动教义的纯洁化、组织架构的科层化、聚会的常态化及公益事业的制度化。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三一教在民国时期的复兴。通过分析三一教这一案例，我们能更好地廓清近代以来宗教团体变迁的动力机制及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