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5年第2期

•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中国经验*

  逯浩,李海涛,温铁军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践行“两山”理念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近年来，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批遴选并发布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实践案例。这些案例集中体现了该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其理论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亟须深化学术表达。典型案例涵盖生态空间资源、生态公共品、生态消费品三个层次的价值增值路径，体现了外溢共享、配额交易和赋能增值三种实践策略。通过生态赤字恢复、生态价值深化与生态资本深化三个阶段的价值显化路径，以系统性顶层设计引领绿色理念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动生态产品从生态公共品向生态空间资源和生态消费品延展，既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 建构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

  夏倩芳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场域，何为学术自主性和学术自主性何为，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学者们知识活动的方式和知识产品的品格，进而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思想氛围。鉴于前人已经对消极的学术自主性作了深刻反思，本文尝试探讨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本文主张的积极的学术自主性，是一种主动、进取、能动的学术实践，以建构性的知识创新为核心目标。首先，它包含一种明确的学术职责意识，学术职责意识并不等同于学者个人的自在的学术旨趣，而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公共职业所规定的集体性角色意识，体现为知识关怀和知识立场的特殊性。其次，它指向一种“反思性建构”的学术实践，即以引导、塑造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知识创新，它建立在对西方“普遍性”知识体系进行充分反思的基础上，以创造新的普遍性作为知识抱负，新的普遍性作为一种知识政治上的追求，需要借助知识规则上的普遍性方能实现。

• “刑起于兵”的百年迷思：一段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赖骏楠

  作为法律史学通说之一的“刑起于兵”说，认为中国古代法起源于上古血缘团体间的战争。该学说与古代“兵刑合一”观有本质区别。“刑起于兵”说诞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思想盛行的近代语境，并以中国民族西来说及其附带的上古种族战争画面为前提。当代“刑起于兵”说基本延续了近代“刑起于兵”说的内核，但淡化了种族战争这一叙述背景。“刑起于兵”说存在理论前提有伪科学性质，核心史料运用不当，对古代文献和学术重视不足，比较法律史方法带有形式主义，中西比较过程中观察重心不一致，以及价值取向上过于苛责古人等问题。“刑起于兵”说，是近代学者在遭遇具有极强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西方种族史观后产生应激反应的一个副产品。今后的中国法起源研究，有充分理由告别“刑起于兵”说，并以从容的姿态为世界学术做出中国贡献。

• 以风土记反思民族志*

  张帆

  继权力批判和表征危机之后，近年来人类学对民族志展开了新一轮反思，指出民族志是在由万物构成的不同世界中穿梭、转译和对话的过程，从而消解启蒙认识论之下人与非人、文化与自然等的分裂，进而拓展“社会”概念的内涵。本文回到中国的风土记传统以推进这一反思，通过对风土记文本的分析，展现了一种将“风”（人、事）和“土”（地、物）纳入民族志对象并落实于将养生息的生命-技术-象征结构的路径。本文认为，风土观构成对现代民族志自然观的反思和丰富，有助于真正跳出主-客、我-他等框架，构建一种得以容纳风土万物诸范畴的民族志新可能，从而实现从有形到无形、推己及它、贴近人心的考察。

• 征收、运输与分配*

  马学军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给养关系到红军日常的军需民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的红四军从上井冈山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一直面临着粮食给养的困难。红四军通过废除军饷，实行官兵平等，打土豪筹粮筹款，开展土地革命，重视普通民伕，建立集中化的给养统筹机构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粮食的征收、运输和分配困难，也重塑了官兵民伕的关系。然而，红四军仍存在粮食给养与军事作战，粮食给养与根据地资源的负担限度，以及粮食给养的分散化与集中化统筹等三重张力，这是此后需要面对和克服的问题。

• “换药”：华北解放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中的技术与人文*

  慕君毅

  战伤救治是高度依赖外科技术的医疗行为，其中“换药”扮演着关键角色。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主要采用“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救治伤员。尽管频繁换药给伤员带来较大痛苦，但救治期间医务人员的关心、陪伴使得医患关系颇为和谐。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态的转变使战伤救治亟需技术变革以提高救治效率。中共卫生部门在充分吸收苏联等国战伤外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创伤新疗法”，主张换药频率“少换为好”。出乎中共意料，医患双方对此极为抵触，技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成为阻碍创伤新疗法推广的重要原因。通过耐心解释，疗效与人文并重，换药新技术得以推广，战伤救治效率得到提高。关于换药频率由多到少的技术调适及医患双方的认识转变，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军队战伤救治逐渐走向科学、高效的逻辑脉络。

• 口述史研究的两个理论视角：记忆与叙事*

  刘亚秋

  在口述史方法被跨学科、跨领域广泛使用时，其专业化问题成为该学科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口述史的专业化不仅涉及如何做口述史等实践问题，还涉及如何从更深层次看待口述史料的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后者决定了口述史料的质量。而以记忆和叙事为理论视角，有助于对后一个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从记忆理论的集体记忆范式和文化记忆范式的张力中，可以看到口述记忆与文字记忆的重要差异，这为反思口述史料的局限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从叙事理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中，可以看到形式为口述史料的解释提供了专业化视角，而口述史料中的细节／内容的力量亦不可忽视。强调记忆和叙事的理论视角，不仅可以深化口述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而且有助于推进广义上的质性研究。

• 国家、阶级与世界革命*

  刘琪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上，国家性质及其定位始终是每个国家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思想界的国家主义之争进行梳理，由此明确我们如何踏上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本文首先介绍国家主义者的相关论述，接下来着重讨论新兴的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者的批驳，进而结合孙中山及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讨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命题所在。本文指出，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国家作为目的所蕴含的深刻危机，并从阶级立场与世界革命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这次论战可被视为中国明确自身建国之路的起点，并在国家与民族、国家与阶级、国家与世界等核心问题上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石。

• 从“欧战”到“世界大战”：一战在华反应的思想轨迹与影响*

  余露

  今日习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最初通称为“欧战”，转换到“世界大战”的根源不在于战争的规模，而在于中国与大战的关系。战争初起，国人已意识到其为“世界级”但仍以“欧战”名之，基本还是旁观心态。“世界大战”之称开始于日本参战之时，成型于中国对德国断交之后，反映中国参与和影响大战、与世界同步的积极态势。大战尾声至战后，“世界大战”作为名分日显重要，体现中国作为“世界”一分子，直接面向“世界”，积极寻求应有的国际地位，防范和抵制日本图谋独霸东亚，以公理抗强权的艰辛努力。受挫之后，中国依然坚持这一价值取向，预言并警告不合理的战后国际秩序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于东亚。一战对中国影响之深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战争所导致的国际政治格局，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 非宪政民主国家的可信承诺：问题与争论*

  谢振达

  新制度经济学尝试从信誉的角度理解制度，并认为宪政秩序有助于国家作出广泛的可信承诺，以实现秩序巩固和经济发展。但是，这些文献大多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多党竞选才是正当和有效的体制，并将其称为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秩序。来自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则认为，在非宪政民主秩序下，国家也具备能够缓解可信承诺问题的制度主义路径。上述问题与争论构成本文的主要理论困惑。文章从权力分享和产权保护出发讨论非宪政民主国家的可信承诺何以可能。文章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以西方宪政经验为理论蓝图，以政体二分的演绎逻辑为进路，在理论框架上存在一定的推导疏漏，遮蔽了可信承诺的本原含义。可信承诺的本质是对政治制度建设水平的强调，无法推论出宏观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经济结果，应该将可信承诺视为一项分析工具和治理议题，并且弱化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

• 政党如何塑造社会认同？

  徐书鸣

  现代社会存在各种类型的政治社会组织，与它们相比，政党有什么不同的特征？本文认为，现代政党（主要是大众政党）的特质是其承担塑造社会共同体身份认同的任务；通过对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史分析，本文提出现代政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是因为早期的社会革命家试图通过政党去塑造民众的阶级意识，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构建和革命实践，从而为社会革命的发生创造可能性条件。列宁灌输理论的出发点是构想如何在落后于西欧的俄国发动社会革命。结合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状况、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目标，以及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大多流亡海外的情况，列宁建立了职业革命家的政党理论，区分了政党理论灌输的两条路径——宣传和鼓动，并将印刷媒体作为理论灌输的主要载体。这些论述为社会科学对政党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 中国村民自治的返本开新*

  陈明

  正确认识和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动村民自治的现代转型，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看，只有在大部分公共事务能够依靠市场或政府调节，地方性公共领域显著缩小之后，小共同体内部的民主自治才是可欲的。传统社会的地方自治和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都是国家藉由地方性中介降低乡村治理成本的一种操作方式，而非成熟规范的自治形态。新时代以来，乡村现代化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空前提升，由此带来农民形态、社会关系和公共领域的重塑，为建构现代村民自治创造了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村民自治的前途并非沿着民主选举的路径一味强化其政治属性，而是推动其制度构造与时代条件有机衔接，在村庄日常生活领域中开辟民主性生活自治的发育空间。概言之，中国村民自治的前途与方向在于返民主性生活自治之本，开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新。

• 数字难民研究：概念、议程和本土启示*

  朱政德,胡泳

  数字技术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稳定性，难民、公民的边界愈益模糊，造就了规模递增的数字难民。由此，源自未来学、科学技术学的数字难民研究相继兴起：前者因逐渐暴露煽动道德恐慌情绪的意图而被国际学界抛弃，但在中国不减其热度；后者在晚近跃居国际学术热点，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人道主义组织应用于救灾现场的人道传播，但在中国缺乏共鸣。受未来学的束缚，中国数字难民研究窄化了对数字难民的界定，秉持半批判性思维审视数字素养和数字包容，同时陷入证实偏差，形成了内眷于年龄、技术变量间的单调议程。国际数字难民研究的展开则紧扣“具体个体或群体丧失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条件”这一触发社会脆弱性的复杂过程，揭示出数字难民具有“难民的数字化”和“数字化的难民”双重内涵，归纳了数字难民的生成和互化机制。本文认为，中国数字难民研究可借鉴数字难民的科学技术学定义，回归本土的灾难事件以突破未来学视域，构建替代性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