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4年第5期

• 新型政治共同体的塑造*

  杨增岽,张浩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若以某位思想家为中介考察西方“国家-社会”关系史，首推马克思。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政治传统成型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该现象未见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杂关系，科学阐释了政治国家的生成与本质。其国家学说首提“国家消亡”，破除了以往国家学说的形而上学，指出扬弃“国家-社会”分立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图景。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社会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独特历史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独树一帜的整体逻辑。审思马克思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洞见，对理解中华文明政治传统和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超越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分立困局，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

• 理想之光与沉闷的阴霾*

  狄金华

  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使得身处其中的理想追求者常因理想求而未得而烦闷与孤独，他们不得不在时代与社会限定的结构下来探索化解烦闷与孤独的路径。本文以梁济、潘晓、江绪林这三个处于不同时代的理想追求者为切入点，考察他们面对理想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时所呈现的心力困顿，解析归隐传统的实践条件何以演变，家与朋友作为安全阀机制如何失灵，以及在此结构下理想追求者化解困顿的努力。他们或是从传统中寻求可转换的资源（如道义）来予以涵养，或是在新的时代从心灵诉求中寻找可安顿的新资源（如自我），或是在西方的知识／社会传统中寻找可以为当下中国借鉴的资源（如正义与责任）。这些努力本质上是在各种主义之下探寻国家、民族未来之路的延续。

• 面子作为隐喻*

  翟学伟

  “爱面子”被视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最重要特征，在文人学者那里有一定的共识，在研究者那里却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前者停留于社会观察，而后者期望以学科研究得到结论。可是，面子研究的难点不在其描绘与实证方面，而在以何种途径获得理解方面。据此，本文认为，理解中国人的脸面观需要从隐喻入手进行分析，因为它曾在中国历史上与“礼”深度融合，是一个将生理学的面孔隐喻为某种行为方式，又转换到其外在物化的过程。当然，在隐喻方面，极具影响力的拟剧论以舞台表演作为分析框架，对研究脸面的运作具有重要启发，但却不意味着面子研究就此迎刃而解。中国人的面子隐喻，只有在自己的文化脉络、语境及其日常用语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并在同拟剧论的对话中获得理论性提升。

• 跨国视野下的中国农村问题*

  冯淼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热潮兴起。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国农村调查。此时知识领域频繁、深入的跨国交流推动和深化了中国农村的调查与研究。这一跨国学术思想脉络表明，30年代兴起的中国农村问题不仅是中国内部的学术问题，也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涉及的跨国学术研究和论争突出了以农村问题为关键的中国工业化问题。这一段跨国学术史彰显了一个重要史实，即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是农村问题的解决。

• 人类学：以戏剧为进路*

  朱晓阳

  人类学以戏剧为进路不是“戏剧人类学”。戏剧作为“典礼”与人的本性或“类本质”相契合，因此，戏剧典礼与人类学的关系应当放到更基本的层面讨论，而非限于目前两门学科之间的工具互相借用。这样的人类学或可称为“以戏剧为进路的人类学”。无论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典礼动物”，还是“诗礼乐”都在提示我们，人类学的戏剧进路应该从科学-理性之外的另一种人之预设去讨论。就文学和艺术也是人类学方法而言，戏剧可能是其中最合适的一种。本文从对话体与社会思想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契合，到作为典礼的戏剧与当代人类学目标一致的角度，讨论对话体、仪式时刻、生活戏剧和“生活在舞台上”等具体方法的人类学意义。正如柏拉图的对话体目标是通过辩证对话，不断化解矛盾，直至掌握理想形式一样，人类学以戏剧为进路也是要通过上述的具体方法，达到叩问生活之道的目标。

• 经济制裁的诞生与国际法秩序的重塑

  李旭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面对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发明了众多的新式武器与作战手段，其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协约国对同盟国实施的，包括封锁、禁运品管制、金融制裁、没收敌方资产等措施在内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的兴起推动了战争法的重塑，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区分的模糊化、中立制度的衰落以及正义战争理论的回归。这意味着战前的欧洲公法体系与战后的国际法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而这一断裂也为日后“新帝国”的崛起做了铺垫。然而，战后被设计为捍卫新秩序的核心武器的经济制裁并未能将战争彻底消灭，恰恰相反，作为普世秩序大棒的经济制裁与作为“大空间”抵抗外部干涉的自给自足政策之间发生的恶性循环，在二十年后再次将世界拖入战火之中。

• 找回中国劳动法理论：劳动法“去公法化”的知识反思*

  邵六益

  劳动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劳动法是中国政法体制区别于西方的重要特色。改革开放后法学界从法律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劳动法作为特殊私法”的学术命题，并体现于法治实践中。按私法逻辑理解的劳动法，无法解释劳资双方的实质不平等带来的问题，工人群体在抗争中频繁提出经济利益之外的诉求，意味着私法逻辑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失败。这要求我们尊重劳动者的主人翁身份，重新理解中国劳动法“特殊公法”的法律性质及其意义：既是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切入点，有助于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法律的规定性，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又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协调效率与正义的双重追求，在劳资关系的平衡中实现经济发展，更好地阐释以发展权为核心的第二代人权理论，从而超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 数字社会主义：问题域与理论流脉*

  潘娜

  数字社会主义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世界兴起的一股新思潮，业已从“加州意识形态”的新话语转变为左翼建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新主张，其理论走向大致形成三条脉络：一是挖掘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理论资源，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二是聚焦马克思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经典论断，围绕“一般智力”等核心要件重塑数字权力关系，创建新型数字公地；三是从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出发，建构基于区块链技术禀赋的代码治理系统。根本而言，目前种种数字社会主义模型囿于左翼固有局限，是一种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的激进改良主义，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完全替代。不过，数字社会主义在西方内部出现，揭示了数字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展现了这种危机所蕴含的变革因素，为非西方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一种来自“他者”的比照和启示。

• 注意力内卷：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逻辑*

  杨华

  当前基层政府创新发生了从少数事件向制度现象、从基层自主向上级指令、从工作亮点向竞争标的的转变过程，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灾区。本文根据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分析框架，尝试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内在逻辑。调研发现，如果制度注意力能够满足领导发送政绩信号的需求，领导就会在制度注意力范畴内分配注意力，领导注意力分配的确定性较强，下级就缺乏竞争空间。若制度注意力配置弥散，无法满足领导发送政绩信号的需求，领导就会在制度外分配注意力，领导注意力分配就会出现不确定性，给下级较大竞争空间。“创新”具有合法性、显著性、易测性、包容性、异质性的特点，是制度外分配注意力的天然载体。县级职能部门、乡镇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创新来争夺领导注意力，从而导致领导重视的事务越多，治理效果越不好，领导注意力出现内卷，政府创新出现泛化和形式主义化问题。

• 新零售背景下的农产品流通秩序与治理变革*

  尹瑶,叶敬忠

  新零售是我国流通业迭代转型的突破口，它将对农产品流通供应链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以“盒马鲜生”平台对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整合与治理过程为切入点，分析新零售平台构建新型流通秩序的逻辑及其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嬗变过程中，新零售平台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与控制方式，并通过去中介化的采购供应链、立体化的物流供应链、加速化的履约供应链等路径，构建起新零售平台主导的农产品流通秩序。新零售平台以标准化改造、全景式管理、吸纳流通供应商、重塑流通价值链等方式改造和治理农产品流通供应链，从流通模式、流通渠道、流通组织、流通技术等维度颠覆了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运作，孕育着中国农产品流通业新的革命。

• 把制度性结构带回来*

  郭伟和,张鑫鑫

  以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概念为基础，经济社会学长期以来关注的是理性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基础。尤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蕴含的互惠信任等文化资本，更是成了分析资本下乡、市场交易和合作经营的社会条件和基础。然而，中国的乡村社会已不是原来稳定的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正在经历着个体化、理性化和工具化的转变，找回制度和结构，把人情关系反嵌于正式制度和结构中，才能缓解流动社会人际关系的短期化和投机性风险。本研究以M合作社为例，展示合作社创办人利用制度性结构关系来粘合合作社经营中脆弱的人情关系的行动过程，表明传统乡土资源面对现代化转型难以再独立发挥合作作用，必须平衡好非正式人情关系与正式制度结构的关系，不能一味地强调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