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4年第4期

• 《实践论》与“第二个结合”*

  欧阳英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深入把握毛泽东实践思想的认识论贡献提供了指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进行“第二个结合”探索的标志性成果，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过程中，唯物辩证法发挥了关键性纽带作用。《实践论》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做出了重大的认识论贡献：实现了“实践第一”与“理论指导”的辩证统一，提出了“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著名论断，解决了中国传统知行观长期纷争的“分”与“合”难题，揭示了在把握知行关系时“度”的重要性。

• 党政体制的建构路径与底层逻辑

  ,肖滨

  不同于已有的研究进路，“技术活动”的视角为把握中国党政体制建构的基本路径和底层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中国党政体制建构的基本路径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在全面革命的基础上，以“统”与“治”为基本目标，以“领导权”为核心概念工具，建构了一个党的领导权统领各个领域所有权力的政治体制。“领导权支配一切”是党政体制运行的底层逻辑，其逻辑归宿是党的领导权统合、掌控一切领域的权力。这一底层逻辑清晰地展示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决定了党政体制是一套集（政党）组织、（联结）机制、（制度）规则、（权力）结构以及观念为一体的有机复合体。比较而言，美国政治体制以权力的结构性约束为基准，而党政体制以党的领导权至上为根本，这才是党政体制的奥秘所在。

• 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问题与因应*

  魏磊杰

  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转型升级，然而，对于建设何种法治中国，以及如何建设此种法治中国，当下中国法学界仍旧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这直接掣肘法治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鉴于此，为求造就新的历史时代对于法治观念的祛魅与再启蒙，以期为法治共识的达成初步扫清智识层面上的障碍，继续丰富、发展、夯实中国法治实践命题的理论根基，当代中国法律人客观上需要从矫正法律移植中的“偏食”取向、强化对法治运作实然状态的理解以及均衡调配三类法治理念等三重基本维度着力，真正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政治构造，“以中国为方法”，努力破除根深蒂固的“一元普适主义法治观”，建构并形成一种崭新的、具有自身主体性的法治话语体系，藉此丰富人类法治实践的内涵。

•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起源*

  王晨路风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代表一种具有独特性的模式，那么它就既不能由中国在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前的历史条件所解释，也不能由外来的现代化压力所解释，而必须由中国在外来压力之下的革命性转变和创造性反应来解释。本文通过对1927年—1949年期间国共两党各自建立现代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比较研究，证明中国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起始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阶段的“国家建设”，它塑造出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独特社会发展轨道的基本制度框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能够沿着以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动力的方向延续至今。这个源头决定今天的中国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工农城乡关系*

  张慧鹏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在每个时期都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凭借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举跨越工业化门槛。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让“中国制造”在市场竞争中快速迭代升级。两个阶段前后相继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我国不但成功补上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课，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和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再阐释

  路卡

  帝国主义问题在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脉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类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域开辟了新的批评视域，也直接促使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场源于西欧的工人运动扩展为全球范围的革命实践。中国语境中的帝国主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的关键话题，而瞿秋白对其做了开创性的贡献。重新检视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所参与的两次论争，有助于我们追溯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再阐释过程。瞿秋白通过调动第三国际语境中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展开了深入的阐释，从危机的社会形态、畸形政治经济关系与国际依附地位等多重层面，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客体性，同时将相关的理论探析延伸到中国应如何超越其客体地位的革命政治构想上。

• 民族与边疆：国共两党和苏联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分歧与博弈（1917—1928）*

  伊纪民

  20世纪20年代，为维护苏联地缘利益，助力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国际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力图将革命推向边疆的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对边疆地区民族属性的认识较为淡薄，故无意接受苏联民族理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核心的“大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自决的政治主张。国民党致力于建立基于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基础上的“大中华民族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属性更为敏感。无产阶级政党之民族主义，既主张中华民族（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对帝国主义自决，又主张汉族工农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对汉族军阀与少数民族上层势力自决。中共主张建立以无产者为主导的独立、统一的平民国家。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上各执一端，既反映了两党关于国家统一路径与国家形态的不同认知，又呈现出两党对重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共同追求。

• 再论“人民的两个身体”*

  于明

  “人民的两个身体”是理解近代以来“人民”话语变迁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现代宪制理论中的“人民”由两种不同的“身体／形态”构成，既包括作为“政治身体”的“抽象人民”，也包括作为“自然身体”的“具体人民”。这一理论的建构，最初发端于近代的英美，围绕着如何建构“抽象人民”与如何对待“具体人民”这两条主线展开。“抽象人民”的建构在近代英国完成了从有机论到契约论的转型，并在美国成文宪法中获得了日常“在场”的可能。“具体人民”（“民众”）在近代英美宪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通过多元的代表制获得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但真正的民主权利依然受到严格限制。近代英美“人民”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上，其内在理论困境一直延续至今。

• 从规范到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对话

  庄梅茜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国传统民主形态的发展，也呈现了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的普遍理论与实践。本文旨在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通过从规范到实践的对话，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优势进行意识形态论证。本文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深度结合，着重探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政治经济、政权形态、政治秩序、国家机器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如何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得到体现和应用，并思考其国际意义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深远影响。

• 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

  赵月枝,俞雅芸,陈佳逸

  数字劳动研究在成为学界热点议题后，陷入了概念使用混乱、分析框架重复、语境迁移不适用的三重困境。本文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为理论框架，对浙江省缙云县笕川村“电商一条街”进行扩展个案研究，发现的是不同于现有文献中所呈现的被动的、原子化的“数字劳动”，是对全球数字资本主义逻辑而言具有逆向性的、主动的、集体性的劳动。本文认为，数字劳动讨论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框架下构建另一种解释可能。首先，破除“资本／工人”二分法，关注囊括外部大资本、地方小资本、劳动者以及各级党政部门等四大主体；其次，在关注对抗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依存面向；最后，打造数字劳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关乎劳动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解，还关乎知识生产的社会主义立场自觉。

• 通过庆典的治理*

  苏世天

  从转型社会面临的治理问题出发，老挝政府十分重视基层治理中的庆典活动，形成了兼具政治文化传统与国情发展现实的治理模式——庆典治理。通过对一个“文化村”称号授予庆典过程的考察可见，庆典中隐含的治理指标经历了目标下沉、目标协商和目标置换的过程，并由此形塑了基层的政治认同与主动的发展意愿。庆典治理既是老挝基层行政通过庆典来推动社会治理的独特经验，也是转型期政权合法性再生产的独特路径，成为具有比较意义的基层治理形态。

• 在地化与礼仪变迁

  李如东

  中亚东干人是晚清时期从中国陕甘地区迁居中亚的回民及其后裔发展而来的族群。作为移民群体，东干人的在地化在祖籍地与中亚本地文化要素的交织中展开，在此过程中，其婚姻礼仪成为杂糅多种文化元素的复合仪式。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与文化转型中，东干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文化表达仍受苏联时期形成的族群观念影响。东干人在中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文化与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张力在其围绕婚姻礼仪的争论中有直接体现，反映了该群体在地化的诸多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