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4年第2期

• 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

  何青翰

  “秩序重建”是近现代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通过重返“文明”的问题视域，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回应着“秩序重建”的时代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面，中国超越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在疆域、人口等总体规模上保持了中华文明自成格局、自塑秩序的基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面，中国激活了以“家国天下”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制度设计，将其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式发展中，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解决21世纪以来的人类秩序危机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奉献中国力量。

• 社会医学和“红”“专”冲突*

  张殷豪

  本文将毛泽东时代提高人口健康水平的经验置于社会医学的脉络中。社会医学认为，疾病既是一种生物学的现象，也是特定社会条件的结果，而且后者的影响更大。想要持久地提高人口的健康状况，需要推动政治层面的根本变革，不断消除疾病的社会根源。本文指出，毛泽东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其不仅实践了社会医学的一般理念，还进一步思考了潜在的危机及应对方法。苏联和智利的案例证明，若不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专”与“红”的矛盾，社会医学将难以为继。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制度设计，正是通过正式经济关系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的安排克服“红”“专”冲突的有益尝试。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医学陷入停滞和退却，并不意味着之前探索的失败。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双重背景下，重启社会医学的探索势在必行，而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将为此提供坚实的本土经验基础。

• “通心”：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

  高强

  开会书写是“社会主义文学”文本内部值得详加研读的重要现象。在目标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主张“在咱们自己的会上给自己讲话”，使得民众、干部与党组织之间彼此互通，最终完成“同质共同体”的构建。在路径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称许“浅说”并“讲透”的开会方式，具体体现为四组关系的彼此对照：举实例而非说抽象，缓步行而非急求成，借用通俗有趣的文艺样式而非死守呆板教条的会议规矩，“串门子”聊家常而非“开大会”讲一套。在效果层面，社会主义文学的开会书写表明，只有“压力政治”与“情感革命”并行配合，方能迎来旧貌换新颜的灿烂盛景。开会在社会主义文学文本中的镜像式呈现，是“通心”之法取得“通心”之效的切实记录，社会主义文学和革命政治实践的历史“遗产”都可从中获得敞现的可能。

• 政治动员视野下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张艺英,,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在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和在劳动管理上监督不力的困难等，共同导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业集体生产的低效率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不足。然而，这一视角无法解释同一区域的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发展为何呈现巨大差异。因此，本文以四川战旗大队为主要案例，以同一公社的先锋大队为对比案例，从个案分析一个生产大队如何突破僵化的制度结构制约，并在内生动力下不断创新实现集体经济良性发展。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只能依靠政治手段动员大量城乡劳动力投入生产，这种政治动员在农村最终表现为粮食单产、人均生猪头数及民兵工作等经济考核指标。在该背景下，战旗大队在1965年—1984年间历经农业高产、农副业并举发展、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三个阶段，最大程度地动员了大队内部的劳动力，完成了集体经济原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

• 打造“蓄水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外包生产的机制分析*

  林盼,,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过剩和短缺经济的影响，使得用工单位需要打造劳动力“蓄水池”，这既能规避工资基金不足对企业经营的困扰，又能随时获得后备劳动力投入生产，由此出现了一群灵活就业的外包工群体。本文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机绣行业的家庭外包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外包工的组织方式、计酬规定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发现外包工群体普遍存在日常管理、任务分派、政治教育、组织动员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将外包工组织起来进行集中生产，成为上级部门长期考虑的重要事项。从外包工的案例可以看到，产量诉求和供给紧张之间的矛盾，导致在看似刚性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出现了较为灵活的劳动力用工体制。分析政府对外包工的组织过程和外包工的回应方式，及其呈现出的计划经济时期用工制度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实践之间的张力，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认识。

• “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与近代中国经济学说构建

  王信然

  “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有“儒者第一义”之称，但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创作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上的意义，特别是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晚清民初儒者、经济学家陈焕章通过“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创作《孔门理财学》，认为“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生计史》”，基于时势构想了植根儒家传统以政制为中心的理财学。本文试图分析陈焕章借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写作方式，会通经典世界的理财学与历史世界的生计史，以“义利之辨”为主旨构建基于“家”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唯物史观被引进和社会经济史范式成型之前本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

• 藩属体系对国际法体系*

  万立

  清季中日琉球交涉中，日方以国际法上的实效管辖原理混淆藩属体系上“藩属”和国际法体系上“属国”之间的本质差异，要求中方以琉球系“藩属”证明其符合“属国”标准。日方还将琉球同时作为“自主之国”与“藩属”归为悖反，以此否定琉球的藩属地位。借助国际法话语圈套，日本将琉球割离藩属体系，并将之纳入其主权范围。中方坚持“存球祀”，以履行藩属体系下“柔远字小”之责，从而维护宗主国地位；日方则假意要求中方履行“保护责任”，将琉球纳入中国主权范围，实则意在阻却琉球复立。日方强行在东亚适用欧洲国际法，并以此倾轧藩属体系的生存空间。如今，侵占了藩属法的空间效力范围的国际法仍在规训藩属法下的“历史性权利”，而前者的“历史时间价值”或能为当代领土争端的公平解决提供参考。

• 通往“边疆”之路：太平洋铁路与内含“帝国”的美国

  李立敏

  本文认为，可从“帝国之路”切入回应多年来围绕美国的“帝国之辩”。就其源流论，“帝国之路”这一19世纪美国人称呼太平洋铁路的流行语，可谓美国精英在其边疆西移的过程中，对英帝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主动吸纳的产物。太平洋铁路之所以成为“帝国之路”的实体依托，既因为铁路自身的多重功能，亦由于美国国家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其西部边疆因此从“化外之地”化身“伟大的西部”。“新国家”与“旧帝国”的深层勾连呈现出作为“定居者帝国”的美国，而太平洋铁路成为其帝国扩张理想的载体及统治实践的技术基础，铁路华工的命运起伏亦可由此得到完整诠释。以此而言，制度架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等皆继承自“旧帝国”的美国，或可谓“内含‘帝国’的国家”。重返美国史上的“帝国”问题，亦有助于探索当下与未来的秩序可能性。

• “吾心安处是我家”：农村养老机构中老人的本体安全和生存焦虑*

  郭琦王东晖,,

  近年来，“养老”进入农民的生活词典并蜕变为他们的生存焦虑和农村治理关注点。既有农村养老研究多忽视老人的真实需求及背后的深层次观念。S县各类型养老机构的兴起，跟三农“政策丛”以及该县的政策落实策略密切关联。在该县不同养老机构中，老人的感受和行动各有不同：老年公寓的老人普遍声称是主动选择的，专业化养老机构的老人迷离于本体安全，“看不得”的乡镇敬老院的老人的生存焦虑程度相对较低。上述不同体受，根源于不同机构与老人深层次的家观念的契合程度。所谓“家”，既指儿孙满堂的大家庭，又指分家后的核心家庭。家人、房屋和家园三者构成老人的总体性家观念，也是其所渴望的自由的温床。离家越近，自由感越强，本体安全越稳固，反之则滋生生存焦虑。

• 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再审视：包容性增长与职业多样性的视角

  张传勇魏万青

  职业多样性能够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力在新型职业就业的特征，但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研究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归纳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是促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数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高就业包容性。此外，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而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发展，应该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多样性，在促进机会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

• 环叙事：沙村疯癫故事中的山神信仰与非疾痛经验*

  嘉日姆几

  文章结合民族志与现象学方法，通过对沙村疯癫故事的还原呈现其围绕山神信仰展开的疾痛叙事环，从经验和逻辑层面解析环叙事所蕴含的非疾痛经验，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凯博文关于“躯体化”的疾痛叙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人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有着大量非“躯体化”疾痛叙事；其次，凯博文所关注的疾痛叙事侧重于以身体为中心的个体叙事，并没有将以人的社会性和代际性为中心的群体叙事和整体叙事标识出来，而沙村的疯癫环叙事则将个体、群体和整体叙事组织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闭合环；最后，凯博文由于没有甄别出精神障碍患者有别于其他慢性病患者的失忆性，忽略了对与其相关的失忆结构、日常化、叙事环等重要非疾痛经验的考察，它们对于维持精神障碍患者的正常生活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