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4年第1期

• “两个结合”视域下文明、革命与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张城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这个民族及其文明传统血肉相连，是民族命运之“担道者”，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发展中国道路，“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道路有一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活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道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给予中国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华文明赋予中国道路以深厚底蕴。只有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才能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

• 所谓“地方性”，所谓“世界性”*

  王铭铭

  本文叙述了作者对“地方性知识”概念在伦敦和北京学界流传转化的经历，揭示了该概念如何与西方学界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理论争辩相交缠，又如何在中国学界的文化论和权力论中得到运用。作者指出，学术概念的流传转化并非“知识进步史”可以解释，旧概念以新面目出现，与学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他们用以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相关。在新时代，“地方性知识”概念及其反思仍引发新求索。作者致力于研究不同文化的“世界思想”“地方性”的世界意涵、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这些求索与“地方性知识”概念相关，出自对该概念所代表的解释之学及过去数十年中出现的“后解释”之学的反思，有助于克服文化齐平主义和特殊-普遍二元对立主义的偏差

• “自然”的生成*

  余昕

  当下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生态农业被视为一场“自然的发现”的意识觉醒，但这里的“自然”内涵充斥着地方与全球、特殊性与普世性知识的张力。这与20世纪80年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浪潮中凸显的何为“自然”及我们如何切近和认识它的争论如出一辙。究其根源，上述张力源于一套割裂自然与政治，并立足于探索超越经验的本性／本源的认识论，这种“自然的政治”集中体现在“绿色革命”所代表的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中。在新中国“科学种田”的认识论及实践启发下，我们或许可以探索以地方主体的知识动态生成为核心的思想，即以“地方求知”取代“地方性知识”，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认识论遗产。

• 天下与天命

  丁耘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中国乃至世界形势，可谓“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其中，“改革”多被“开放”所引领。但在失衡的世界中，全球化必然遭遇挫折。挫折的最重要面相不再是古今危机，而是普遍性的内外危机。其中大者，是文明间关系。要现实地理解此关系，就必须理解文明体，并扬弃唯物史观与文明史观的对立。因此，当前中国性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之中重新界定自身与外部关系，为“再天下化”找到理论表述。这就需要激活现代哲学的遗产：文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是心物难题在历史哲学中的延伸。在西方哲学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力量学说值得重视；在中国哲学中，应当激活能标举中国思想特性的气论传统。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打通这两条道路。

• 民粹主义的“人民”想象：辩正与反思*

  聂智琪

  民粹主义的危险在于对民主所赖以为凭的人民话语的争夺甚至篡改。因此，若要真正回应民粹主义的挑战，首先要澄清的就是民主与民粹主义在人民观上的真正区别。为此本文从“反建制”“反精英”和“反多元”三个视角对学界关于民粹主义人民观的既有理解予以梳理和分析，认为这些标签化的断语虽然有其道理，但其本身所具有的含混、张力甚至局限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反多元”确实是民粹主义人民观的本质性特征，但这里的“反多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整体性人民的诉求。换言之，民粹主义与民主在人民观上的本质性差异不在于对整体性人民是否拒斥，而是对其不同想象方式，即是否承认整体性人民具有拟制含义。本文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民粹主义的认识，也为重新反思民主理论提供了借鉴。

• “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理论对中国的意义

  黄宗智

  除了关于小农户作为一个既是生产也是消费的经济单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的理论论析之外，恰亚诺夫的另外两大理论贡献，一是说明小农经济生产遵循的不是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而是“差异化最优”的逻辑，二是提出小农户为了应对大市场，需要扎根于小农户自身组织的“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来维护其生产收益。前者可以充分见证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新农业革命”，后者则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东亚地区”（主要指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1945年以来非常突出的小农经济现代化经验。近二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充分见证了国家农政的重点之前在模仿美国模式和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理论，但在2018年以来则转向以小农经济为生产主体和以小农社区为合作社主体的新趋向，既见证也推进和有选择性地改组了上述恰亚诺夫的两大理论洞见。

• 理解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

  孟捷,张梓彬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克服市场失灵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体系与特定的制度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产业政策体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领导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文所称的中介性制度，它们具体地界定了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的风貌。本文考察了四种中介性制度：建构性市场、政府内竞争、地方政府间竞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市场。这些制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建构性市场居于核心的位置，它是基本经济制度在战略性基础性部门的具体实现形态。对这一中介性制度体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何以可能发展为一种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的新型举国体制。

• 乡土纽带、生产要素与同乡同业的整合形态

  董磊明,李欣灿

  同乡同业的基本特征包括经济、社会两个维度。一种同乡同业的发展是不同产业的经济发展需要与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之间双向选择、形塑的结果。基于此视角，本文引入生产要素的组合模式作为中介变量，归纳出三种理想类型来区分不同个案在经济层面上的差异。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模式将对同乡间的社会支持的强度与形式提出各种要求，进而形成对乡土社会纽带的选择与形塑。作为结果，同乡同业分化出松散型、联合型、整合型三种不同的经济-社会整合形态，从而在资本化的经济浪潮下具有不同的发展前景。当同乡同业得到较好的发展时，经济上的成功既可能对乡村社会形成正反馈，使乡土社会纽带在产业运转过程中得到再强化，也可能形成负反馈，加速乡土社会纽带的消解。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村庄共同体在传统经济时期社会结构紧密程度及其意义生产能力的差异。

• 湘西“玩菩萨”仪式中的具身认知过程与仪式效验*

  黄剑波,孙攀搁

  近年来，仪式效验越来越为仪式研究学界重视，并在理论层面有所推进，其中皮埃尔·斯米特的“心智陷阱”说尤为值得讨论。它虽然为仪式效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认知路径，但此一解释并不充分，且其中有关“陷阱”和“想象世界”的表述依然传递出“仪式并非那么真实”的含义。在湘西“玩菩萨”仪式中，以仪式专家梯玛为核心的仪式唱诵，主要参与者的身体动作与姿势以及对仪式物品的操作展现出一个具身认知的过程，以使敬奉的诸神接受事主提供的“钱财纸火”，从而帮助事主一家从“该神账”的人顺利转变为“还了神愿”的人，最终实现仪式效验。换言之，仪式中的具身认知过程与仪式效验的实现有紧密关系。这项分析一方面反思了斯米特“心智陷阱”理论的缺陷并有所补充和推进，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仪式效验讨论对于仪式研究中表征理论的质疑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