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3年第6期

• 共同富裕中国方案的历史价值、理论品格与政策路径*

  何雨

  贫困与不平等是贯穿人类文明的两大历史性问题。寻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美好社会，始终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也赋予了共同富裕社会愿景的历史价值。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化之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为人类社会总体性地走出贫困提供了可能，但这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存在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使之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人类社会走出不平等的历史困扰。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中国方案，不仅让贫困问题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成为历史，也让不平等问题看到了超越的曙光，赋予了共同富裕双重穿透的理论品格。站在新起点上，进一步构筑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应包括：夯实共同富裕的人民底色，承担共同富裕的政府责任，凝聚共同富裕的社会合力，以及构建柔性财富“带动”机制。

• “地方性知识”：一个概念的传播和运用*

  梁治平

  作为较早向国内读者引介“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学者，本文作者先由个人经验谈起，藉由一个学术史上的微观个案展示知识的产生、流变、传播及其内在关联。接下来，从人类知识生产、阐释人类学及法律的文化研究三个层面对“地方性知识”概念做出分析，并就其中隐含的规范旨趣以及所涉相对主义问题略加探究。在文章最后部分，作者由两个中国研究事例入手，对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运用加以讨论，并认为概念和理论的旅行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而弄清是谁、为何、如何使用这一概念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结果，应当是对这一概念加以反思的第一步。

• 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

  吴飞

  西方历史主义是普遍历史的去目的论化，而普遍历史又来自基督教救赎历史。由于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历史主义只会愈演愈烈，其所带来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很难得到纠正。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像西方那样来自一神教的线性史观，而是来自始终尊重自然的巫史传统。孔子通过对巫史传统的改造，通过《春秋》确立了文质彬彬的历史写作原则，并通过对夏、商、周三代历史演进的讨论，确立了文质循环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一方面承认在知识积累和文明发展上的进化，另一方面并未在这种进化上面附加目的论，而是确立了文质损益循环的模式。公羊学和司马迁的历史写作通过对文质关系更深入的辩证理解，阐发了自然性命之质与文明建构之间的历史演进模式。文明发展始终应以自然性命为目的，并从中获得其价值与意义。这或许可以纠正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西方历史主义。

• “民间”：一个范畴的现代演变及其历史条件

  袁先欣

  “民间”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尤其对中共“人民”构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要真正把握这一历史演进的意义，必须对“民间”范畴自身的现代演变做出考察。“民间”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内生范畴，从古到今一直维持着自身释义结构的稳定性，也使得大家忽略其在微观和内部层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民间”范畴的现代转型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在对“民”的群集的界定和指称上，经历了从传统之“民”向国民、公民，到20世纪20年代又向庶民、平民的转化。在对“民”的空间属性的想象上，“地方”首先呈现为承载现代之民的空间构造，而随着国家和社会安排的危机，乡村／农村和边疆地区也逐步成为理解“民间”的重要空间。正是在上述要素的汇集中，“五四”前后发生了“到民间去”运动，其中包含的主题为中共“人民”构想提供了前提条件。

• 人际社会网络对普遍信任的正负效应*

  边燕杰高雅仪

  高度的普遍信任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国家软实力。最新国际数据的中外比较证明，人际社会网络对于普遍信任存在推动和收缩两种力量。推动力指的是，个人的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越高，其普遍信任的平均水平越高，其中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推动力更为重要。收缩力则表现在，人们参与关系圈内社交餐饮的频率越高，其普遍信任水平越低。数据分析显示，弱关系网络效应和社交餐饮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强关系网络效应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制约。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建设重点包括调整强关系网络作用的群体差别和约束条件，让人们在关系圈外扩大社会交往，广泛搭建弱关系网络渠道。

• 数字时代的普遍信任：数字拓展与零工侵蚀效应*

  王文彬曹洋

  数字时代的就业者日益显现出数字化和零工化的工作特征，这将对其普遍信任产生何种影响？通过分析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提供了两项研究发现。第一，从事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信任拓展效应，可通过资源助力和交往拓展提升其普遍信任。工作中涉及互联网使用的就业者会呈现更高的普遍信任，且工作交往网络的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二，从事零工化工作带来就业者组织承诺的松解和工作交往的浅层嵌入，对其形成普遍且有所区别的信任侵蚀效应。无固定雇主和雇佣合同的就业者会呈现更低的普遍信任，且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收入的就业者中更为明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制度变迁过程，数字时代的到来在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蕴含着普遍信任的变迁动能。

• 互联共信：数字时代的线上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

  缪晓雷

  普遍信任体现了对社会一般个体的认同倾向，能够反映出对社会整体的信心与信念。普遍信任的影响因素和提升机制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实现了人际关系的“互联”，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能否进一步带来社会的“共信”，即互联网使用能否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基于社会资本因素论，本研究认为数字社会的线上社会资本通过认同逻辑和认知逻辑提升社会普遍信任，通过使用2021年的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线上社会资本的内聚型和外联型两个维度都可以提升普遍信任；存在互联网使用提升线上社会资本，进而提升普遍信任的积极路径；互联网休闲娱乐使用会降低普遍信任，但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存在交互作用，可以通过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提升来弥补对普遍信任的负向影响。

• 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演变

  连文妹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是陈独秀写于中共三大前后的两篇重要理论著作，文章对中共三大召开前后中共的政策主张，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态度作了明确指引，这是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最新发展。他的联合战线思想、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理论等都有时代的特征和发展的视野。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分歧凸显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受到极大的质疑。以今观古，与陈独秀异见者对其思想实践进行了批评，视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然揆诸中共三大前后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走向，陈独秀之思考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时代特色，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的现实主义考量。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对农民革命性的认识，对于后来的革命领导者，如毛泽东等亦有不小的启发。对此，应该历史地、逻辑地看待和分析。

• 新旧之间的梁启超*

  殷之光

  本文通过梳理梁启超在1899年世纪转折阶段的一系列文稿，辅以《清议报》在这期间的其他相关讨论，展现非洲，特别是在19世纪末发生的布尔战争，对梁启超“民族帝国主义”认识的影响。本文引入“共同体”政治的框架，分析梁启超对中国民族主义与列强民族帝国主义的区分，以及他在亚非美欧广域空间秩序下，对“国竞”问题的认识。本文强调，梁启超的“转型”可以被视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进程中较具普遍性的思想现象。认识这种普遍现象产生原因的着眼点，是霸权者统治的愿望以及被压迫者反抗的愿望这两个基本动能。这组动能之间产生的张力与冲突，为我们理解梁启超思考中国的命运及其局限提供了基本前提。

• 为托克维尔“减负”*

  章永乐

  后冷战时期的诸多论者致力于将托克维尔的“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业已推进的‘中央集权’”这一论断，“移植”到20世纪中国的语境之中。这一尝试忽略了两个国家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中国居于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类似的位置，而被殖民者如何争取托克维尔式的自由，恰恰构成托克维尔思想的“薄弱环节”。托克维尔对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同态度，与其贵族色彩强烈的“自由”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自觉，不仅是重新理解托克维尔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对殖民主义的否定之上，深入反思殖民主义对于近代西方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传统的塑造，有助于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真正落实中国主体性，实现“自建光荣”。

• 差异化产业政策与二元产业结构：县级政府产业政策转变及其后果*

  付伟

  本文讨论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转变及其后果。以文县为例，县域存在着工业园区与传统产业集群两种产业形态，形成了所谓“二元产业结构”。县级政府对二元结构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一方面通过“经营园区”的方式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工业园区，扶持入园的头部企业、招商引资企业；另一方面在土地、环保等方面对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中小微企业实施“倒逼政策”，压缩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差异化产业政策与产业的财税激励弱化、形式竞争强化以及治理风险增加有密切的关系。

• 关系调整与网络再造：乡村工业的时变之应*

  张文军

  通过对温州涧村童装产业四十年来变迁史的考察，本文发现，在地方政策、市场环境和社会关系都无法提供必要支持时，仰赖这三重要素成长起来的乡村工业通过关系调整与网络再造进行应对。在打破嵌入性悖论的基础上，童装厂商、外加工厂商和销售商凝结为实质合作的通合性网络，以此解决多重要素失灵的问题。作为乡村工业保持韧性的关键，关系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抛舍与割裂，相反，其得以调整的内在基础恰恰在于经济生活中的道义与伦理。接续“乡村工业何以合作”这一问题，不同于股份合作制或有限责任制等组织形态，这一无形的通合性网络在实质意义上构成了乡村工业走向合作的另一种面向。

• 藏地新浪潮2.0：边疆知识分子的主位意识衍变

  郑少雄

  万玛才旦晚近的三部长片《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具有不同于以往藏地电影的三个显著特征：塑造并突出具有反思性的藏地个体；通过冒犯社会规则与禁忌来制造疏离性的视角；模糊藏地内部区分，寻找外部关联，形塑面向未来的超越性藏地认同，呈现出可称为“藏地新浪潮2.0”的新面貌。以本民族创作团队为主，使用本族语言拍摄的少数民族电影通常被认为具有主位视角，通过分析边疆知识分子双重边缘的结构性位置及其自身生命经历，结合藏文化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互动特征，可以说主位意识不仅在时间中而且在空间上都是不断变化的。藏地电影、藏区形象、藏族认同的未来格局仍在不断生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