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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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具体的抽象”到“抽象的具体”
- 张跃国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体现为从“具体的抽象”到“抽象的具体”的完整过程。但是作为思维产物的“思想具体”,本质上也是一种“抽象”,由此导致马克思的方法面临黑格尔的阴影。恩格斯试图以历史为方法确证思想具体的科学性,反而陷入逻辑循环的困境。马克思引出“实践”这个本体,终结了关于思维本质的争论和“独立的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这启示我们,在实践面前,方法大于原理,不管马克思留下了多少遗产,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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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福特”与“数字后福特”
- 贾开
-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化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各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关注焦点,但导致社会分化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数字技术变革本身,生产组织结构的异质性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继承“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劳动过程管理、治理范式、社会化三个层面的分析,提出了“数字福特主义”和“数字后福特主义”的新概念。数字福特主义具体体现为福特制2.0、技术答案主义与“经济人”假设的计算化三者的结合,而数字后福特主义则以开源软件的产权与组织、可计算性争论与实验主义治理、“社会人”和“政治人”假设作为新基础。当前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了数字福特主义的特点,并因而出现了数字所有者、管理者与数字劳动者之间的分化问题,为实质性推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未来改革,应更加重视数字后福特主义作为“另一条道路”的改革价值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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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参与式发展和技术路线可选择性*
- 蒋余浩
- 兴起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一种精英化技术路线,研发及其产品应用不以满足广大劳动人群以及制造业等实体产业的发展需求为目的,目前成为美国国内发展不均衡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是在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理念下得以强调的,要求建设“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因此有必要在理念上明确技术路线的可选择性,激励探索不同于精英化取向的技术方案。实践中已出现某些非精英化路线的范例,其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值得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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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分配影响与制度变革*
- 刘佳
-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型科技企业利用关键技术形成新的市场环境,借由大数据、知识产权和特定的技术路线使收益更加集中,有可能加剧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我们可以通过探讨如何在信息技术进步下发展分配正义理论来回应这一问题。关于信息技术进步与收益分配的讨论,多围绕“数字鸿沟”展开,但对应如何引导信息技术向着使更多群体获益的方向发展的规范性讨论仍显单薄。本文以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把信息纳入社会基本善的两个正义原则,并通过制定更优化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制度、多元化技术路线等方式,使更多群体共享信息技术的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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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驯化数维坦:反数字支配的复合方案*
- 刘述良
- 作为数字社会中的新型组织形态,“数维坦”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数字支配问题。本文试图从数字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入手,分析数字支配方式及其形成原因,寻求驯化数维坦的可行方案。本文的中心命题是:身处数字铁笼之中的人们,和“政治数维坦”“商业数维坦”打交道已成为其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方式;自发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可避免地引发数字支配。本文讨论数维坦施加在人们身上的权力主导型、资本驱动型以及合作共谋型数字支配形式,指出驯化数维坦可基于“强边、限中、制衡”的思路,修正当前数字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通过构建完整的反数字支配体系,消除数字资源与算法权力不对称分布、算法不完美、固有偏见等产生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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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书同文”的社会机制
- 苏力
- 除了显性的文字交流功能外,在历史中国,书法最重要的隐性功能是制度的:建构文字书写的社会共同体,支持并制约个体在文字书写过程中难免或必要的简化、潦草甚至任性,保证与时俱进的“书同文”;进而,借助公文,在这个农耕大国构建起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有迹可循、有案备查且有据追责的官僚制度。“书”因此成“法”。书法的艺术谱系更多是现当代学人对书法的政法谱系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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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文森的“剃刀”*
- 赵金刚
-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普遍性转换的观点是观察当下传统文化的“剃刀”。列文森有费正清学派的背景,并且受到韦伯的中国研究的影响。他通过对儒教与近现代中国的全面考察,认为在进入近代之后,儒家便不再是中国社会的普遍性原则而进入了“博物馆”,在现代中国发挥普遍原则作用的是现代世界的精神。他认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民族主义”的叙事,都放弃了传统的普遍性而接受了新的普遍价值。因此,今天建基于“国性”“特殊性”而来的对传统的辩护,在列文森看来都不够充分。不过,列文森的这种“一元普遍”的观点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检讨。总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如何理解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是我们面对列文森的“剃刀”时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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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导向研究的比较技艺:哲学基础与分析路径*
- 游宇,陈超
- 本文讨论的案例导向研究指的是通过跨案例比较研究或案例内分析挖掘充分与必要条件(组合)或探索因果机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理论建构与因果推断为目标的案例内因果分析、少案例比较研究与定性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案例导向研究是在比较方法以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交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要科学地展开一项案例导向研究,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案例导向研究的哲学基础。案例导向研究主要遵循“规律性-决定论”(比如少案例比较研究与定性比较分析)或“机制性-决定论”(比如过程追踪法),因此其关键价值在于揭示事物之间具体的逻辑因果,而非简单的变量相关。一旦厘清案例导向研究的因果性本体论与方法论特性,研究者将不难判别选择案例导向研究的时机,并以此为研究“利器”,讲好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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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到政治体*
- 杜树海
- 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以强调特定国家边界内的暴力垄断为特征的韦伯式国家理论构成了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长期影响甚至主导着关于东南亚前现代“国家”的历史叙述。通过发掘东南亚本土观念,研究者提出了星系政治体、曼陀罗政治体、尼加拉政治体以及“剧场国家”等概念。本文认为,东南亚历史政治体特征有四:一为神圣王权,以印度教、佛教宇宙图示为内里,以“咒誓治理”与“物化王权”为表征;二为典范中心,政治体呈现向心性格局,中心体现高度示范性,既代表整体,又牵引整体;三为人力控制,呈现为制度性控制与以“能力非凡之人”为核心的庇护群体及网络;四为模糊边界(层叠主权),政治体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双(多)方力量的薄弱之地,容易出现主权重叠与等级化主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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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乡饮食经济的形成与窄化*
- 郑姝莉
- 与族裔饮食研究中肯定内部消费市场塑造族裔经济的抵御能力与适应能力的积极视角不同,本文提出了固守内部消费市场的低端发展路径对同乡饮食经济窄化的影响。笔者发现,同乡饮食经济在形成时期,饮食文化随迁与同乡聚集为其积蓄了内部消费市场优势,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却未能积极向外拓展,仅边缘性吸收外围饮食文化,固守底层的同乡消费市场,这间接固化了同乡餐馆的低端市场地位,导致其自我窄化。同乡饮食经济的窄化受同乡群体分化的韧性影响:视野局限、思维狭隘的同乡聚集者表现出较弱的适应型韧性,阶层流动跨度较小,是同乡餐馆的常客;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的同乡聚集者则表现出较强的适应型韧性,阶层流动跨度较大,往往选择更高端的饮食消费场所。同乡饮食经济因文化身份差异导致的文化认同效应在减弱,因阶层流动差异导致的阶层分化效应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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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性不孕:辅助生殖诊疗中的性别分化研究*
- 魏舒
- 生育事件中充满了被性别关系所界定的分化,尤以不孕最为显著,女性由于生理结构和社会建构,多处于社会性不孕的境况。本文基于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探究了女性社会性不孕归因的生成以及对后续辅助生殖诊疗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社会性不孕往往由身体的污名和诊断的性别分化所造就,即使医学诊断不育的原因在于男性,女性依然会面临社会性不孕的境况,而女性的应对策略也会因家庭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与诊疗互助小组呈现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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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的因果性和同时性*
- 张文义
- 基于认知科学的记忆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对社会机制的研究,以及物理学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人们认识到时间的同时性和因果性。这也是中国西南景颇人打卦实践的社会认知逻辑。打卦是一套解释方式,触及地方宇宙的因果规则,从而预测未知,这让卦师将时间经历为客体(因果性)。打卦也是一种诠释方案,接纳个体差异以及世界流变衍生的偶然,达成个体与世界的相互映照(同时性),从而卦师视时间为主体(同时性)。结合时间的因果性和同时性,卦师在打卦中实现了解释(宇宙规则)和诠释(个体情境)之间的转化,从而看到求卦者身上的过去、未来。理解打卦,不能只从概念出发,更需要在实践中转化身体经验和物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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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多民族村落的文化共享与族群边界的超越
- 马翀炜,和冬梅
- 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概念对族群边界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族群理论的深化。拥有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荣誉的哈达村是一个生活着纳西族、藏族、傈僳族等多民族的村落。在公共领域,集体生活空间赋予村民共享不同民族文化的诸多机会而使族群边界得以超越;在私人领域,各民族又以自己的生活细节表征着民族文化意义,从而使族群边界清晰并维持着村寨文化的多样性。哈达村文化的重要意义就是在“我-他”模式之外建立了超越族群边界进而实现多元文化共享的另一种模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对分明使人们在共享不同文化时并不会导致多元文化的消失,在保持各自文化特点的同时并无表达各自文化优越的诉求。在社会交往中,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就能够使文化差异在共享中成为族际关系和谐的黏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