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3年第4期

•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王军

  鉴于人口规模巨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学术界亟须对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做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阐释。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以及与之伴随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高流动性等新特征更是决定了应尽快构建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既往实践证明，西方现有人口与发展理论及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药方”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直接“拿来”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应增强人口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内生性，精心培育积极的人口发展观，并更为注重人口与发展的双向互动，从而逐渐实现人口与发展的理念转变及理论重构。行动策略方面，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制定原则、目标、视角和实施策略等方面深度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从而切实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 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李康,邓宏图

  本文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其对于提升国家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的上层官僚组织和下层乡村社会处于“双层分离”状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完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国家政权不是以内卷化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各种党政组织和团体垂直深入到乡村社会，由此地权变革造就的强大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使新生的政权相继完成了农业组织变革与意识形态再造，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为工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之，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表明，土改不仅关乎土地权能的重构与再分配，也是土地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重塑，这对于发掘土改之于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层含义至关重要。

• 超越商业化模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大转型*

  黄冬娅

  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只意味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秩序的自发形成。相反，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世界经历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商业化模式将市场和资本的兴起当作自发扩散的自然演进过程，并构成了市场自发秩序的价值规范。更经典的研究则超越商业化模式，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兴起看作社会经济的大转型，开启了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兴起看作伴随着政治权力与阶级冲突、国家干预与回应的政治过程。不将市场和资本的扩散完全作为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演进过程，使得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必要，即不同国家的市场和资本如何发展起来，以及何种因素塑造了市场和资本不同的发展道路。以西方资本主义大转型为观照，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总结和发展探索。

• “潮汐车道”：冷战、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展研究的第三世界源流*

  王洪喆,孔煜也

  本文尝试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中的本土信息化发展道路入手，梳理冷战时期中国信息传播科技的技术政治。从信息技术的研发、组织管理、应用普及到社会动员模式的历史中，可以勾陈出一条基于物质限定性而发展出的灵活水平化技术路径。在冷战背景下，包括传播研究领域在内的美国知识界开始积极考察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西方发展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验已经成为新兴的知识话语，并被纳入主流范式。然而，80年代以来，吸收了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经验的美国未来学和发展传播话语却反过来框定了中国知识界对信息社会愿景的想象与抉择。从梳理这一多向流动的历史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对20世纪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开启更具有历史辩证性的讨论。

• 拨开迷雾：“卡脖子”技术的再审视及其破解*

  阳镇,陈劲

  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本文首先指出“卡脖子”技术概念认知存在关键核心技术等同论、产业共性技术论、基础研究论，以及复杂产品系统论四重误区，进而基于“卡脖子”技术的四重必要条件重新澄清“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内涵与判定方法。更进一步地，“卡脖子”技术形成的原因总体上被归结为宏观科技资源配置论、微观创新主体论、外部国际竞争环境论，以及微观企业创新能力论为核心的四重归因，四重归因下 “卡脖子”技术的形成条件、聚焦方向与突破路径也呈现较大程度的差异性。最后，本文认为“卡脖子”技术的攻关突破需要立足创新主体分类、技术层次分层、紧迫程度分类的视角构建技术分类攻关图谱，最终迈向科技自立自强。

• 韦伯社会学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

  李放春,晁群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远比今日学界所知要早。本文着重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基本情况，期对20世纪韦伯学说的全球传播与交流史有所补阙，并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学术史知识。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1925年德国学者蓝德莱来华讲演，首次向中国正式引介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此外，韦伯社会学学说还通过中国学人译介高田保马、关荣吉等日本社会学者的作品而为国人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东方杂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媒介作用。经由德国以及日本这两条路径，中国学人开始初步了解韦伯及其社会科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诸如“精神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提法，皆标示出韦伯学说及其所代表的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德国社会学”进路之特质。

• 哪个我们？如何差序？

  陈建洪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是中国理论、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费孝通形象表述差序格局的同心圆波纹结构也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意象。同心圆波纹结构的差序格局首先指向作为中国基层的乡下社会。费孝通以乡土中国来缩影式地描述中国这个整体。同心圆意象其实并非费孝通的独创，它曾以不同形式见于西方古代哲学典籍和现代研究文献，并非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象。与平面、静止和规则的同心圆意象相比，量子力学的时空引力场和相互作用的自我光锥可以更好地解释当代社会关系立体、动态和变异的结构。

• 早期中国农政研究探析*

  陈航英

  本文认为，20世纪早期陈翰笙农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政问题，其研究理应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这一学术脉络。在传承和对话经典农政理论的基础上，陈翰笙发现，尽管当时中国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农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小农经营，其主要原因是外国殖民资本和本土封建势力的联合支配阻碍了中国的农政变迁，并最终导致中国农村陷入总体性危机。基于此，他提出应该在土地改革和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政变迁道路。陈翰笙对中国农政问题的思考和将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国化”的努力，值得当代中国农政研究者挖掘和借鉴。

• 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能力的强与弱*

  曹正汉,郑翔益

  当代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在公共事务上，不同领域的治理能力有明显的强弱差别。本文发现，治理能力强的领域，通常具备两项条件，一是采用地方分权，一是鼓励社会参与；反之，治理能力弱的领域，通常限制社会参与，或者，既实行中央集权，又限制社会参与。其原因是，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协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需要协调三者之间的目标冲突，其主要的协调机制即“纵向约束机制”，只有在地方分权和社会参与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 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

  姚中秋

  当今世界诸多现象表明列宁主义的时代相关性，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理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帝国主义行为逻辑，思考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之可行道路，均要求我们回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为遭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剥削、压迫的人民提供了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它有四根理论支柱：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先锋队政党理论，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有力地塑造了世界的现实，找回列宁主义，才有可能准确地认识这个世界。从学术角度看，列宁主义是已得到事实验证的、可信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足以作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 大空间重构国际法？

  陈斌

  德国历史主义是施米特历史观的内在思想谱系。施米特的论思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然而，这一历史观至今未得阐明。20世纪上半叶，大国冲突加剧了欧洲震荡。面对新的情势，施米特出具了大空间方案，试图以大空间替代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基本单位，进而重构国际法。大空间理论呈现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国际法向度，是施米特历史主义国家观迈向国家间政治之际的自然延续。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来看，大空间是实证化的权力国家观，是世俗化的历史-政治神话，是排他性的文明等级空间，它无力重构国际法。大空间理论是对国际法法理的历史反思，其意义不在于对未来国际格局的理论建构，而在于对国际法历史秩序的深刻解构。立足于中国场景，基于历史视角还原国际秩序生成史，反思性理解国际法体系，同样是有待思考的学术作业。

• “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一个总结性的介绍和论析

  黄宗智

  “实践理论”之创建主要目的在超越主客观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仅凭主观理论设定，或仅凭客观经验堆积获得学术成果，实践则是生发自两者互动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同于简单的客观经验证据，在实践中所呈现的不会是简单顺从主观建构，脱离客观经验的抉择，而是主客观二元互动的结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从实践出发来做研究，目的在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既照顾到理论假设，也照顾到经验发现，是有意识地聚焦于两者的互动。本文试图以更具体的“学术实践”为例，来进一步说明“实践社会科学”的含义。

•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赵珊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