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3年第2期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术语的革命”与“集义所生”

  张跃国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事实、实践、状态具有不同的概念属性。对其生成逻辑、理论特点、历史地位和未来走向，需要从四个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第一，它与新时代相适应、相对应，把握和体现的是新时代的主题和精神；第二，它是经由“术语的革命”所达致的革命性重构，具有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实现了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全面超越；第三，它闪耀着中国“集义”思想的文明光辉，体现出“集义”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内容；第四，它蕴含着深厚的实践生命力，同时也存在着变和不变的内在张力，因而既有内生成长性，也表现出自我否定性。随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任务的完成，社会主义将会迈向“更高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必然会融入新的理论“合题”而归于消灭。

• 地方权力格局与中共安源工运的起伏*

  王淼华

  民国初期的安源已形成以萍乡煤矿为主，地方军政绅商等势力共存的权力格局。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根据现实环境实行灵活的革命策略，与地方势力保持较好的关系，同时在劳资斗争中进行必要妥协以维持劳资关系不破裂，又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安源工运得以走向兴盛。1923年“二七”惨案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内部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产生论争。刘少奇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坚持劳资合作以求共存的策略，俱乐部得以取得新的发展。1925年3月，俱乐部主任陆沉未能坚持之前的策略，不顾实际，采取停运煤焦的手段向萍乡煤矿索取欠薪，结果欠薪问题未能解决，反而造成汉冶萍公司的生产链断裂，其生产始终无法恢复至正常水平，劳资关系最终破裂。9月，在汉冶萍公司与军阀的联合镇压下，安源工运最终失败。

• 地方因应与分途同归：中共湖南暴动的演进研究（1927—1928）*

  贾牧耕

  八七会议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影响，城市暴动观在中共党内占据上风，实行策略转变势在必行。在中央“反机会主义”与“左”倾情绪影响下，中共湖南省委在中央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实际，提升对武装力量的重视程度，适时将暴动重心转移至敌人力量薄弱地区，促使湖南革命出现新突破。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与贺龙在中心城市暴动失败后自主探索革命道路，向乡村转移与重视武装力量的特点突出。二者分途同归，共同朝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迈进。

• 思乡：战时华北根据地士兵的家庭观念（1937—1949）*

  宋弘

  士兵的家庭观念是影响军队力量的重要因素，为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中共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士兵与家庭的联系方式一般包括通信和见面，针对通信中的问题，中共加强了对信件内容的审查和对信件输送的管理；针对士兵与家属见面的方式，中共一方面努力减少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为家属提供便利条件，照顾其生活，负担相关费用，并加强干部与士兵家属的沟通。最后，双管齐下，通过家属工作和士兵教育，建立前后方的良性互动关系，最大程度地减少家庭观念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共对士兵思乡问题的处理体现了情感与革命，个体与群体等多方面的复杂情境。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共革命的丰富性、复杂性。

• 历史激荡中的组织再造*

  符鹏

  1957年前后，在新中国政治现实的剧烈转换中，工人和工会与工厂的矛盾以集体冲突的形式凸显出来。中共高层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辩证法视野出发，将问题的根源认定为官僚主义，力图通过工厂管理的民主改革，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解决这一矛盾。但这种认识-实践方式遮蔽了矛盾背后的组织难题——党委、行政和工会关系的不协调。随后出现的工会论争，将这一组织难题置于不同认识方式交锋与对话的核心地带，并由此探索重构工会在工厂之组织位置及其功能的可能路径。尽管这种探索包含着认识限制，并在历史的激荡中无果而终，但不同历史实践者的意识苦恼及实践敏感性，仍然是值得重视并深究的宝贵资源。

• 《马赛曲》在近代中国的多重变奏*

  宋逸炜

  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赛曲》，不仅是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象征，而且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歌曲。普法战争后，《马赛曲》最早由王韬以诗歌的形式介绍至中国，此后出现的各译本经历了由文言格律到白话诗的翻译过程。《马赛曲》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制订国歌的实践，启发了诸多爱国革命歌曲的创作。《马赛曲》蕴含的民族情感与斗争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以《马赛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革命歌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效用。

• 乡村卫生组织在地化的调适

  ,葛珊,宣朝庆

  乡村基层卫生组织是现代卫生资源向乡村社会下沉的重要载体，建设有效的基层组织也是实现乡村卫生现代化的瓶颈问题。本文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定县实验区和华西实验区现代卫生的在地化发展，探究乡村卫生制度、卫生服务、卫生人员等方面的在地化调适过程，发现乡村卫生组织在地化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化卫生体系的框架中，合理发挥地方民众主体性的作用，实现外部卫生资源与内部组织成员的互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组织制度与地方社会环境耦合，组织运作与地方社会资源对接，组织动员与地方社会结构互融，舍此之外，现代卫生在乡村的在地化可能很难成功。

• “跨文明”与“新边疆”*

  强世功

  本文从“帝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出发，基于地缘空间和文明形态将香港定位为中国立足大陆面向海洋世界、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边疆，提出“以边疆为方法”的跨文明研究方法，展现边疆地带对于文明中心的能动建构意义。边疆不仅可以推动文明中心吸收外来文明来丰富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边疆对于文明中心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会不断刺激、挑战乃至摧毁停滞腐朽的文明中心，推动文明的自我革新。基于这种研究路径，本文认为，所谓香港人心回归的“深层次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传统、中国文明传统和社会主义文明传统在香港交织、斗争和融合的产物，香港文化精神的“去殖民化”需要指向中国文明未来建构的更大视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香港为方法”，高度重视香港作为新边疆在中国文明未来建构进程中的积极能动的战略定位，并以此开辟“一国两制”的新篇章。

• 东西中国：中国区域差异的经济视角

  贺雪峰

  从区域角度认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从经济视角来看，当前中国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目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用占不到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接近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接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东部沿海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分城乡的城市经济带，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内在组成部分。然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正在流失，农村变得萧条。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内，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各种挑战，更有诸多机遇，也就形成东部沿海地区诸多创新。这些创新是在回应东部沿海地区挑战，无法也不应该成为中西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学习榜样。

• 基于就业与住房压力视角：中国劳动力在职教育一个新的解释*

  邓宏乾,张妍

  本文基于“就业难”和“住房难”两大社会热点问题，就产业技术升级带来的就业压力、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压力对中国劳动力在职教育决策的影响进行探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产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参与在职教育培训的概率，房价上涨则会降低在职教育培训参与概率。机制分析发现，产业技术升级使劳动力就业偏向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造成负向冲击，高技能高报酬的信号和预期使就业压力转化为劳动力参与在职教育的动力，实现了产业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本自发积累的动态演进。而高房价增加了住房负担，切实带来了住房压力，挤出了在职教育投资，抵消了技术升级引致人力资本升级的效果。优质人力资本服务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房价上涨对在职教育培训的挤出，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的可得性可以强化技术升级对人力资本升级的激励作用。

• 从货币形态演变和区块链特征看技术信任的崛起*

  徐祥运,高海鑫

  作为承载人们交易信任的货币在其演变过程中由有形转变为无形，随着比特币以及以比特币为原型的其他种类数字货币的全球化使用，传统社会中的人际信任模式被逐渐颠覆。区块链技术以其智能合约、去中心化、公开验证、代码开源、可追溯、防篡改、匿名性等特性简化了社会信任的过程，让更多人对区块链技术产生社会信任感。人们对技术系统的信任已经超过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技术信任从社会信任模式中脱颖而出，从此技术信任模式开始崛起，社会信任模式进入技术信任的时代。技术信任形成的“智能平台”与“新型社区”都借助区块链技术社会化给社会各领域带来巨大变革，技术信任崛起之后快速成为当前社会结构的底层逻辑，我们必须很好地掌控它的未来走向。

• 具体媒介具体管理*

  左亦鲁

  中国的媒介内容管理并非“一刀切”或“非黑即白”，而是基于不同媒介的不同属性展开规制。媒介的属性包括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前者指某种媒介所具有的技术上的特征，后者则指媒介在某一特定社会中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在内容管理中，“谁来管”（管理主体）、“管理谁”（管理对象）和“怎么管”（管理标准）都会随媒介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于媒介”模式可用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内容管理，但近年媒体融合与基于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的“个人化法律”的兴起，给这一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

• 身临险境：抗疫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与过渡礼仪*

  余成普

  针对新冠疫情研究的既有文献关注到了抗疫一线医务人员身临险境时的心理健康和压力应对，但对他们从原单位到危机情境，又从危机情境返回原单位的转换过程缺乏关注。本文基于口述调查和参与观察，以过渡礼仪理论为视角，展现了支援武汉的抗疫医务人员从一个确定境地到另一个确定境地的过渡过程及其意义。抗疫中空间的划分、时间的拿捏，旨在使医务人员在不同时空转换中产生逐步的、稳定的心理适应性，而返回原单位前的隔离，主要目的在于消除他们身上的危险，缓解危险和交融之间的张力，以迎接真正的聚合时刻。抗疫医务人员是多重身份的集合体，其抗疫经历既是一次身体技术的演练，也是他们对医生职业和生命价值重新理解和升华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