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2年第6期

• 党的领导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

  张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国体是前提和基础，只有首先明确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政权性质才能确定。国体高于政体，政体是国体的制度延伸和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从不歆羡西方形式民主之虚名，而是注重密切联系群众，人人起来负责，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全过程实质民主。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而全面动员全体人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 境况性知识、内在历史的视域：回看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

  宋少鹏,高夏薇

  两位作者从宋少鹏已有的研究切入，在比较政治学的视域下讨论中国的妇女运动与政党／国家的关系，国家女权生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当代演变。在长历史中，宋少鹏分析了集体主义时期与市场化时期公-私结构、国家-社会关系之演变，倡导把研究视域从“国家”转向“社会”，提出把“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的政治概念。围绕高夏薇的提问，宋少鹏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境况性知识”的理念，认为需要以内在于历史的研究视域理解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在跨国女权时代建立理解与沟通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 为了生产与妇女解放：中国托育服务的百年历程*

  杨菊华

  通过系统回顾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托育服务诞生于五四运动后的风云际会之期，成熟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式的举国体制之时，解体于政府意志让渡于市场效率的社会大变革之机，重生于千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之际。提供托育服务既是践行妇女解放这一道德性价值，更是基于“为了革命”“为了生产”这一工具性需求；当人力资源剩余，女性劳动力价值减弱且其生儿育女的责任被视为企业发展障碍和社会负累之时，“为了更好地生产”的市场规则遮蔽了性别平等的国家话语，社会化托育服务退场，育儿责任再家庭化。进入新时代后，托育服务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彰显，被视为实现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效举措。始于“为了生产”，归于“双重生产”目标的托育服务，因对女性劳动价值和生育价值的不同认知，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轮回。

• “团结生产”：1950年《婚姻法》实施与新家庭建设研究

  张华

  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民主和睦”和“团结生产”的新家庭建设目标，其具体任务是把“封建”的劳动家庭变成新生产家庭。此一建设任务不仅要扬弃旧家庭要素，如“三从四德”，还要继承旧要素，如劳动、和睦。中国共产党通过运用一系列策略与技术，展开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建设，不仅完成了近代个人-家-国连续体的重建，也为男女平权实践提供了和解型新经验

• 人生任务的革命：对集体化后期家庭经营发展的解释

  熊万胜,程秋萍

  中国家庭伦理在集体化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除了家长权威的下降，本文注意到另外一个看似冲突的趋势：家长责任的增长。本文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描述了集体化时期家庭经营的一般发展过程，进而分析前者如何影响经济性的家庭经营活动。本文发现，人口压力对家庭经营的促进主要是通过家长的人生任务来实现的，它比劳动力增长和人均耕地减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集体化后期，家长们的人生任务不仅在量上增长了，在内容上也空前加重了，堪称发生了一场人生任务的革命。所以，集体化后期家庭经营的发展并不只是一种生存的困境，也是一个关于天下父母心的故事。

• “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心学一系“家”哲学及其现代影响*

  陈立胜

  阳明学“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孔孟在家出家”这一系列“家”观念的提出，是由其“一体不容已”之仁学终极情怀而来。“一体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灵，成为绾接心学讲学活动所构成的性命共同体的纽带。被此“圣灵”所感动者“自不容已”地要突破“身家之私”的限囿，并与“同志”结为一“会”、一“孔氏家”、一“道”“学”“政”三位一体的性命共同体。这一系列“家”观念不仅为近现代中国“革”家之“命”的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材料”和“凭借”，而且也为后者做足了“主题”上的铺垫工作，而“西方的冲击”则让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断裂性”。揭示阳明学“家”哲学的现代效应，既有助于厘清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的内源性因素，也对进一步探索在现代性中究竟应当如何安顿儒学的“家”情怀有所裨益。

• 从革命话语到“人民”话语：1919年—1949年民间文学的发展衍化*

  毛巧晖

  从19世纪末开始，清末持变革观念者就较为关注民间文艺样式。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被纳入新文学范畴，但是对于“民间”，知识分子较少直接深入民众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与研究。1919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发动的“到民间去”运动对这一间隙有所弥合。他们探寻利于民众接受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学样态，藉此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革命性”被激发。 20 世纪 30 年代，尤其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间文艺成为知识分子与民众沟通，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样式，向“大众化”“通俗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 30年代末至 40年代，在“革命话语”浸润下的民间文学呈现出丰富样态，并成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人民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建构，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 构造“新”的延续性

  田雷

  “八二宪法”是我国现行宪法，其现行状态延续的40年开启了我国宪法政治的“恒纪元”。“八二宪法”的稳定基因要从其草案形成的历史阶段去寻找。通过对宪法修改过程史料的梳理，围绕修宪过程若干问题，本文提出了构造“新”的延续性这一命题。首先，“八二宪法”的时代意义在于“立新”，它的前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其次，“八二宪法”在草案形成阶段就有“稳定性”的需求，而以彭真为代表的修宪者也有着高度的“稳定性”自觉，在草案形成过程中，“定”字的文本策略意味着宪法只写定下来的内容，有争议的不写，在这个指导原则下所形成的宪法文本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的摩擦，由此确保新宪法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稳定性。

• 美国印第安部落卫生法治中的主权抗争*

  殷峻

  印第安部落卫生法是美国卫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部落卫生法治体系日趋完善，但依然存在“州-部落”权力横向摩擦严重，卫生部门获得财政支持不足，遭受“结构性暴力”等困境，根本原因在于部落卫生主权受到联邦的严格限制。为争取部落卫生利益及应对卫生法治困境，各部落就卫生主权与联邦展开抗争。主权抗争中的部落卫生法治理念以族群本位为抗争立场，以部落卫生治理法治化为基本宗旨，以维护族群卫生健康利益为抗争目标。部落卫生主权抗争的本质是部落对卫生健康权的诉求，政治主权论者认为独立的卫生主权是部落真正实现自治的体现，是联邦应当赋予部落的专属政治权力。文化主权论者指出卫生主权具有高度的族群文化特性，维护卫生主权是实现部落文化延续与复兴的必然方式。虽然两种主权观的抗争话语主张有所不同，但均体现了部落争取及维护卫生主权的时代愿景。

• 全球化的时机与福利供给：基于中国东莞与昆山的比较分析*

  陈超,蒙克

  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全球化与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福利需求”的角度进行回答，鲜有从“福利供给”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应社会的福利需求。本文认为，解释福利供给模式需要关注制度的历史维度。具体来说，地方融入全球化的时机是福利供给模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东莞的全球化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风险型的政治机遇空间中，地方政府官员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从而使基层政治与地方社会精英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并形成庇护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塑造了东莞地区效率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昆山对全球化的融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当时友好的政治机遇空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与外资形成合作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形塑了当地补偿型的福利供给模式。

• 从实求知*

  张浩

  在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几乎不对家庭承包制改革和农地制度发表看法，这对于一个以关注农民经济生活著称的研究者来讲是不同寻常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之行后，这种避而不谈的状况开始改变，他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由初始的怀疑、保留逐渐转向肯定和赞同。他主要是从中国社会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角度评价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必然性，且认为家庭承包制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予以调整和改进，以不断增强其适应性。费孝通对家庭承包制的态度及其变化是他从实求知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他晚年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向很有启发。

• 仪式过度及其理论*

  嘉日姆几

  仪式过度指仪式医疗中过度治疗的观念与实践，鲜有学者涉足该话题。凉山彝族认为，当不同的仪式治疗师长期治疗同一患者时，由于经文、仪式和话语的差别，往往会造成仪式过度。仪式过度会形成话语“臃肿”充斥患者的生活和仪式空间，导致仪式治疗无效。彝族人用一种特殊的“吐槽”仪式来疏导话语“臃肿”，将其转换为具有心理意义的治疗话语，仪式过度的解除是一种在过度中重启心理建设的过渡性方案。仪式过度内在地含有生活史视角，它既是一种治疗方法也是一种认识方法。作为特殊的仪式批评，仪式过度的观念与实践将启示我们：仪式医疗的分析单元应该是仪式以外的生活史，而不仅仅是仪式本身。

• 木麻黄和缅甸蟒

  王希言

  本研究基于作者在2018年—2019年间针对“金门岛的战后遗产化”所开展的田野调查，梳理和分析了当地政府、知识分子、老百姓之间对于木麻黄和缅甸蟒两个物种能否作为自然遗产的争议。这两个案例为我们探究非西方语境下的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不同人群的遗产保护逻辑提供了样本，即，“情感”和“记忆”如何参与到遗产的鉴别之中，以及如何塑造另一种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