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2年第5期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内涵与性质

  张跃国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议题中最为敏感的政治经济学命题。马克思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特点、内涵和运动规律等具体规定作了深刻分析和辩证综合，为我们研究和认识资本范畴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经典范例。遵循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资本作为生产工具，具有“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的一般规定，同时在不同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发展阶段下，资本必然也呈现出历史条件限制下的本质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存在和发展面对全新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条件，在结构、内涵、性质、作用等方面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需要对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的具体规定进行新的概括，书写新时代的资本论。

• 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与马克思主义*

  沈成飞邓雨

  留美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留学群体，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留学群体整体上和马克思主义较为疏离，这和他们的群体出身特征、留美选派方式、留美教育经历以及实业救国理念都有极大关联。本文基于这一背景，通过对比留日学生群体情况，讨论留美学生群体主体选择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进而分析该群体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身份和角色面相。

• 王亚南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互动*

  ,邱士杰

  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踏入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十年，也是王亚南经济思想较少获得关注的阶段。本文将以30年代王亚南与同时代中国思想界的互动为线索，分析其经济思想的形成。其中包含四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的社会性质，二是如何建构适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学体系，三是如何看待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及其理论观点，四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建设能力。上述问题虽然在30年代并未得王亚南的彻底解答，却为其40年代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锚定了理论进向。

• 革命的修养与修养的革命

  焦德明

  近年来兴起的工夫论研究启发我们从儒家修身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修养论。从发生叙事来看，革命修养论是现代国民道德修养论的发展，并由于中国革命道路决定采用“民间文化形式”的现实要求而成为全党的思想改造武器。从逻辑解析来看，革命修养论继承了德性优先的思想逻辑，将儒家修身学中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君子／小人之辨等通过阶级性赋予了现代内涵，并发展出一套彻底的“动”中修养观念。组织化力量是革命修养论取得成功之关键，思想逻辑与组织逻辑的统一使其具备完整的现代性治理术特征。儒家修身学通过转型为革命修养论完成了现代化变革，但也对自身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在后革命修养时代，错过了回应韦伯问题的机会以后，消费社会中的市场主体不再需要一套自觉的修养技术，儒家修身学的未来还需拭目以待。

• 从“视民如伤”到“为人民服务”

  曾海军

  新冠肺炎疫情即危情，没有什么比“由己溺之”表达的那种刻不容缓、生死一线更为贴切。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如水深火热之中自不待言，“救民于水火”需要国家庞大而复杂的战略布局。自上而下的体恤精神离不开每个人全心全意地落实，这种“全心全意”在“视民如伤”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中叫做“匍匐救之”。“为人民服务”既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又要求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非常时期，受传统“赤子”论的启发，这种服务关系可以获得深刻的理解。“为人民服务”所包含的与人民同欢喜、共忧患，称得上“与民同乐”的变奏曲。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照应，勾连的是整个“视民如伤”的传统政治文明。

• 论央地关系的实践性平衡

  桂华

  央地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实践中的央地关系既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非理想状态，也存在“乱了就收、死了就放”的纠偏机制，中央与地方通过权力的动态调整而达到实践性平衡状态。中央对地方放权是为了促使治理目标更好地实现，保持政治统一是放权的底线，政治统摄行政是维系央地关系运转的轴心。合理有序的央地关系既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下放，也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上收，而是部分权力下放与部分权力上收同时发生的双向过程。本文结合两项土地制度实践展开论述。土地管理作为国家合法权力的行使，包含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三层关系。土地征收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两项制度实践显示，确保国家与农民关系平衡是实现央地关系平衡的前提条件之一；保护农民权利和增进群众利益是锚定央地关系的重要基石。

• 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收入分层*

  李晓光

  本文通过对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数据分析发现：第一，在民族收入分层的产生机制方面，就业部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民族聚居度分别可以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57%、22%、14 %、7%的收入差异。布林德-奥萨卡分解显示，产生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存量欠缺，而非资本回报欠缺，表明我国就业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民族歧视。第二，民族聚居和就业部门对社会资本回报具有双重调节作用，但对人力资本回报没有显著影响。在党政机关和国有部门，聚居不会影响社会资本回报；但在私有部门，聚居会强化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而在农业部门，聚居会抑制社会资本回报。据此，政府通过进一步加快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以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族际交往以优化社会资本，加速城镇化进程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就业质量，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 合作治理如何可能？ *

  徐岩陈那波

  一个通过多元参与、充分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治理体制如何得以建立？本文梳理了与合作治理有关的研究和实践历程，在此基础上以A市围绕垃圾计量收费而开展的合作治理试验为案例。本文发现，尽管A市领导层和行政部门不遗余力搭建以多元参与为特征的合作治理架构，以推进围绕垃圾计量收费工作的合作治理试验，但程序化行政、分化的主体、建构的多元参与三个特征阻碍了合作治理架构的真正确立。本文提出，提升合作治理效果的关键在于行政体系的流程再造、社会群体的共识和代表机制的建立。

• 制度实践中的生活逻辑：非正式运作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

  董磊明,李健民

  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对立统一是非正式运作的结构基础。社会行动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多重社会关系，每个关系维度里有着不同的身份、信息、道德和规则；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关系维度中存在着不同的逻辑和正当性，而即便在同一维度内，每个行动者对同一件事的认可度又有高低之分。在正式制度运行时，行动者往往会在体制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之间进行身份的切换，权宜性地运用其他关系维度中有利于己方的规则及正当性，使对方服从正式制度的安排，这就是非正式运作的实质。非正式运作的基础在于必须至少有两个关系维度提供选择，其有效性依赖于人格性、权宜性和道德性的合理运用，而运作边界是双方只能在共同认可的维度内切换。受结构基础乃至价值基础的影响，这个边界在不同社会联结机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微观情境中又存在着显著差异。

• “天下”比邻：19世纪东西方文明碰撞下俄国的中国形象建构*

  刘彦

  “天下”作为表征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术语已得到普遍使用，但像俄罗斯这样在两个多世纪里持续把中国称为“Поднебесная”（天下）的国家却是少见的。俄罗斯的“天下”形象是19世纪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碰撞的产物。1820年前后，中国自称“天朝”的消息在西欧社会流传开来。帝俄在谋求领土扩张和寻求独特文明身份的历程中，共享了西方基于贸易利益和西方文明观而创造的野蛮傲慢的“天朝”形象，但未全盘接受西方将华夷观作为“天朝”精神内核的时代叙事，而是借助彼时居于世界前列的俄国汉学成果，力求建构出贴近中华文明的“天下”形象。尽管当时俄国对天下观的认知也有局限，但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及其联结的意义网络的深刻性，还是赋予了它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旺盛生命力。这构成“Поднебесная”至今仍能作为中国的代称而得到活跃使用的一个先决条件。

• 间接关系的人情链及其内在机制*

  阮极

  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展开了广泛讨论，然而它是否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人的间接关系及跨阶层找关系的现象，却少有人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找关系获得子女入学机会的个案发现，利用间接关系获得资源的关键，并非是以往研究所指的“关系强度”，而是节点之间的“义务”和“回报期望”。同一阶层的间接关系易施加影响，人情链可延伸较长，而跨阶层（低阶层向高阶层）因“回报期望”过低，难以在高阶层继续延长人情链，除非有处于高阶层的“高义务节点”为其代理，其原理是用高“义务”弥补过低的“回报期望”。间接关系中节点参与交换的动力基于“义务”和“回报期望”两者的总和，其中一个过低，可以通过提高另一个来弥补。本文开辟了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相结合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的新路径，对网络分析和交换理论也做出了补充和推进。

•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创新

  ,蔡杜荣,周雅楠,于旭

  本研究将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定义为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潜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到有效管控的程度。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到2020年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625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从环境适应度的角度分析企业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在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的作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于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外部负面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越高，越能够帮助企业抵御冲击，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完善的党建制度引领下以及良好的政府支持政策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

• 我国民族研究的概念史梳理

  ,菅志翔,马戎

  今天在中国开展民族问题研究，离不开对核心概念“民族”的讨论。“民族”在鸦片战争后进入我国话语体系，由于这一概念与中华文明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差异，一百多年来国人对这一概念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应用。当前，族际互动全面增强，民族人口地理分布格局和社会分层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如果不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阐释清楚，而继续保留含混与多重含义的解读，我们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将始终处于争论之中。本文力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厘清“民族”这一概念的引入和演变脉络，促成不同解读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从而真正在学理上推进我国的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