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2年第4期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

  谢茂松

  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谓共同建构了中国文明的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原理。

• 行政发包制与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

  周黎安

  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国家能力的讨论沿袭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前者以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问题为视角，后者聚焦国家层面的“基础性权力”，但两者缺乏直接的对话和衔接。本文试图连结和“打通”两支文献，一方面以西方的国家能力理论为参照，探讨中国国家治理的常态化模式——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国家能力形态的制度特征与治理逻辑，揭示中国国家能力形态的独特性、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纠正以主流的国家能力理论来解读中国国家能力存在的偏误；另一方面，本文借鉴国家能力理论的洞见丰富和发展行政发包制理论，引入“基础能力”概念，探讨国家治理机制与基础能力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中国最近30年的水环境治理为例加以论析。本文力图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国家治理变革，为探索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 农村公共品性质与分配型动员

  贺雪峰桂华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开始向农村转移大量资源用于建设农村公共品，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借助资源下乡，国家力量在基层变得无比强大，基层治理自主性空间变得狭窄，农民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提供者变成被动的受益人。基层治理出现内卷，治理有效成为问题。最近十多年成都市借助城乡统筹试验区建设，以村庄为单位，由财政提供村庄公共服务资金，鼓励农民通过村民议事会分配资源，建设村庄公共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分配型民主。成都试验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具体来说，国家可以将部分惠农资源按人均转移到村庄，作为村庄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服务资金，再经由村庄民主程序进行资源分配。在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党建领航，发掘积极分子，动员村民参与，激发村庄活力，形成分配型动员体制，以有效使用国家资源，真正实现基层治理有效，建设一个与强国家相匹配的强社会。

• 迈向“无县时代”？

  曹舒张肇廷

  作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在众多城市被广泛应用，引发“无县时代”之问。本文从“何为”“何以”“何往”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撤县设区。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设区的时空演变情况，判断撤县设区进入总体收缩阶段，仍以经济性因素为主，区域集聚性持续增强，并由沿海向内陆，由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城市转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撤县设区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基于法学分析视角，撤县设区实质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与互动的宪法制度，理应回归法治之路，遵循宪法确立的规范、原则与精神，顺应撤县设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整体而言，撤县设区不会导致县制的消失，未来需通过制定行政区划法，构建行政区划法治保障体系。

• 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整合逻辑*

  阮汨君

  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并非技术性的奖惩制度，而是在“个体-共同体”辩证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宪法整合机制。宪法为这一整合机制提供价值前提，这一价值前提由人民主权叙事下的象征性意涵与核心价值观共同构成。基于这一宪法的价值前提，国家荣誉制度向个体提供可效仿的公民形象，并借由一套确保评选结果公平公正的程序，推动公民形象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实现凝聚共识和建构国家认同的制度目的。与此同时，国家荣誉制度在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对价值前提进行检验，确保宪法秩序的流动性与生命力，真正实现公民与国家价值沟通的法治化。

• 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

  沈毅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由此中国人在既有角色关系义利交织下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常常体现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化解名利资源矛盾，以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差序式人伦关系维系及拓展之“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 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霸道”*

  李长春

  追求“王道”，反对“霸道”，一般被视作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立场。若对这一认识进行严肃的思想史考察，则会得出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结论：霸道在早期儒家经典中非但不是“坏政治”，而且作为一种德性政治被孔子肯定，它在经史传统中有其制度根源；孟子尊王贱霸是因其政治修辞的需要；荀子则将霸道视为“次优”的政治类型；汉儒将霸道视为不充分的仁政。对霸道的认识在北宋发生转折：邵雍将其视作实力政治，程颢、程颐将其贬低为功利政治。从朱熹到王阳明，对霸道的评价越来越低，最终将其视为一切“坏政治”的渊薮。宋明儒学对霸道的贬低导致三个方面的理论后果：政治思考的空间大为收窄，以致无法容纳现实政治；唯道德主义倾向间接促成政治和道德的截然二分；泛和平主义想象无视政治体之间的永恒冲突，因而发展不出成熟的敌友政治。

• 历史的共情*

  王东美

  心理治疗作为一种文化，正在参与当今中国社会心理结构的塑造。本研究在对心理治疗作为文化现象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作认真的反思后，看到了西方心理治疗对人的假设主要建立在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实质。这和中国知识传统对人的认识相差极大。本文以“人是关系性存在”这一认识为出发点，指出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影响之下，人通常被假定为一种兼具身心互动以及与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相通转化、动态综合的关系性存在。在此前提下，本文提出“历史的共情”，意在对处于关系场域中的主体身心体验与社会历史处境产生的同感理解过程加以强调，以期突破现有的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假设，且被专业设置及专业权力所限制的心理治疗关系格局，进而达到社会历史中人与人的有益互动与理解，最终实现基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理解的人文疗愈。

• 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黄宗智

  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型政治经济学。本文首先说明从实践出发的研究进路和思维方式，将其比拟于医学而不是牛顿物理学和数学逻辑的认识方法，而后进入中国如今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结合小农经济与工业经济，以及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经济体系等实际的讨论。文章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突出演绎逻辑、市场主义、科学主义的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以及伴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笔者提议借助中国传统的，以及今天在实践中仍然展示的二元合一思维，结合中西来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新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文章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释。文章倡导的前瞻方向可以称作（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步形成的新体系。

• 尊严死之辨*

  景军

  我国学界近年来有关尊严死的讨论越发密集，以病人自主权定义的尊严死被诠释为推广生前预嘱及安宁疗护的终极关怀。其可贵之处是对病人本人意愿和个人抉择的尊重，其值得商榷之处是尊严死的意义被限于唯我主义归宿。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拟以协商抉择以及反向关怀的思想展开讨论，用于讨论的资料是三则死亡叙事和两个生前预嘱文本。

• 与谁相干：1950年《婚姻法》宣传的策略转向与话语建构*

  林子

  1950年《婚姻法》的前期宣传工作套用阶级斗争的做法和粗糙的宣传方式，造成了误解，并强化了抵制。当时，一些干部、群众对《婚姻法》的反对既出于维护封建父权与夫权秩序下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认同，也有对清算封建压迫的恐惧与困惑，以及对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迷茫。由此，《婚姻法》宣传策略面临向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转向。这种思想斗争的本质就是使宣传工作既坚持反对封建压迫的原则又不能因此制造新的误解与冲突，因此宣传话语建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提炼出中国共产党对封建压迫者进行批评教育与建立新婚姻家庭制度两条话语建构的线索，呈现其如何把握和运用阶级、性别、经济利益、情感诉求等要素，平衡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的理想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状况间的张力。

• 作为方法的云贵高原*

  ,麻国庆蒙祥忠

  本文把云贵高原置于民族走廊学术脉络中进行研究，强调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分析融合多元文化体系的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的空间和文化意义。作为跨区域社会体系的云贵高原，又为学界提供了理解走廊与区域族际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这一区域研究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场域，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 坝子社会：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寸云激马健雄

  坝子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云贵高原与高地东南亚的交通体系的枢纽。文章以坝子作为切入点，试图从农业生产、社群关系、宗教礼仪、地方市场、交通体系、卫所军户、州县与土司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南边疆作为区域社会的发展建构历程，以摆脱束缚学术研究突破的单一民族史的局限，同时从理论上探索一套走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