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2年第3期

•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孟捷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着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为了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及其经济作用，本文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第一，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第二，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党的使命性与党的代表性——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显示出特定的张力，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张力及其再平衡；第三，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第四，如何看待党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

• 族体认同的知识生产及其主权意识*

  谭同学

  现代学术以专业细分著称，由此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格外重要。但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也必须理清，问题是谁的，是什么问题，当配以何种方法论。以族体认同为例，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欧美扩张型主权实践及其带来的种族、移民冲突，方法论侧重个体分析、文化多元和从公民到国家“一体”。在维护族体团结方面，其收效并不理想。对追求自立型主权的中国而言，国家整体有了主权，个体才可能成为公民。在近代以来的实践中，其民族问题的核心先是实现主权独立，深入扎根社会基层，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固然有长处可鉴，但无视其问题指向和方法论差别而套用，以此审视中国经验，则显然不如从主权及其日常实践分析入手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利于回避分离主义的知识陷阱。

• 设想“民族”的前提*

  袁先欣

  1928年至1929年间杨成志在云南进行的少数民族调查，是形成现代中国多元民族构图的重要事件之一。本文考察杨成志云南调查完成后的境遇和被接受状况，指出其实际与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互为表里，后者的前提是排斥社会革命，从单一血缘、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从而难以避免在等级论式的视野中思考和看待边疆与少数族群问题。杨成志的云南调查为国民政府所看重，表明20世纪20年代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潮流消退，从单一血缘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民族是其后果之一。

• 想象的符号：中文语境中的美利坚民族及其演变*

  励轩

  本文检视了美国的民族、种族与族群话语，指出“美利坚民族”概念既没有被美国政府所认可，也没有在社会上被广泛接受。同时，文章考察与分析了中文语境中“美利坚民族”概念的起源和发展，提出这一概念的出现和广泛流传实际上与20世纪初期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精英对美国的“民族想象”有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则有选择地继承孙中山的民族思想，继续宣扬和传播所谓美国经验，倡导利用民族同化建构单一民族国家。文章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的中华民族建设思路与国民党想象中的美国经验完全不一样，前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为指导建设中华民族，迅速获得了国内少数民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支持，并最终使统一多民族国家成为新中国的主流话语。

• 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做阶层”*

  ,黎相宜,陶雨馨

  民族主义与阶层／阶级同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话语和实践。本文以新加坡华工阶层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例，探讨民族主义叙事如何为具体的阶层实践提供合法性框架与话语形式。新加坡的华工阶层实践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存在高度的亲和性、内在的共生性与同步的互构性。工人作为重要的历史主体，创造性地将民族主义叙事与阶层／阶级实践相结合，从而形塑了某个特定历史阶段。

• 明清时期中国家庭的“合家”研究*

  胡英泽,郭心钢

  传统时期中国家庭的再生产方式包括“分家”与“合家”两种形式，学界过去只强调分家，忽略了与分家并存的合家问题，制约了人们对于中国家庭制度的全面认识。现有家庭研究，片面强调家庭变动中“分”的作用力，而相对忽视“合”的作用力，并且将合家视为一种静态的、无形的文化现象。传统文献和新史料均反映，“合家”是中国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合家”以父系亲属关系为主线，形成三种结构、六种基本类型。“合家”有多种原因，在减少贫富分化、抵御灾荒、保障孤寡老幼、实现经济合作、维系家庭情感、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合家”是宗族之外或宗族不发达地区，家庭自身经过调适实现社会救济和保障的方式，国家也通过儒家意识形态宣扬、社会教化加以提倡。这对于重新认识与理解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长期变迁具有重大意义。

• 形式即意义：重农、劝农传统与中国古代耕织图绘制*

  王加华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强烈的重农、劝农传统，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就是一种重要表现与形式。从耕织图绘制的模式与传播途径来看，它并没有真正深入民间，因此没有发挥多少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劝导民众的实际作用。对统治者来说，其关注的重点并非在于耕织图能否发挥实效，而在于耕织图创作与刊刻这一行为本身，也就是说形式本身即意义所在，且这一意义更多表现为象征性、教化性，其目的是表达当政者重农、劝农的理念，以营造他们心中各安其位、各安其业、社会和谐、国家安治的理想社会秩序。包括耕织图创作在内的劝农实践，深刻体现出古代中国的礼治传统与象征性政治运作。

• 重访平郊村*

  安劭凡

  城市郊区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独特中间地带，在华北社会史研究中长期缺乏必要的关注。在重新发掘一批20世纪4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所做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北平郊区的日常生活与历史细节得以被最大限度地丰富和再现。总体而言，20世纪40年代的京郊日常生活有着鲜明的都市化乡村特点，包括生产与生计更依赖城郊集镇与城市间的贸易网络；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教育并存；城郊社会流动性较强，且缺乏稳定的，有控制力的自治组织。对民国时期社会学调查资料的历史学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象化认识。

• 政治极化与西方民主困境*

  祁玲玲

  政治极化已成为窥视西方民主运行困境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当前政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政治极化现象弥散到西方民主体制的方方面面，表现复杂。研究表明，政治极化背后的驱动因素包含社会经济不平等、人口结构变迁、种族文化冲突、媒体影响等带来意识形态分化以及政党认同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受制于一国选举制度的设计，然而相关结论在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仍不甚明晰。政治极化既可能带来强政党以及政治精英更明确的政治立场，从而激发民主参与，形成更有力的反对派，使民主更好地运转，也有可能撕裂多元力量之间的民主共识，破坏政治妥协，进而形成政治僵局降低政府效率，甚至导致民主倒退与崩溃。然而，究竟怎样的条件可以激发政治极化带给民主的积极效应并遏制负面效应仍是未知的议题。这给美国政治之外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出了理论与系统实证研究的双重挑战。

• 发展中的发展政治学*

  马啸

  发展政治学以经验世界中的变化现象和过程及其决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同时不断从经济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中汲取新的概念、方法、议题和研究范式。这对如何定义学科自身的核心概念、经典议题及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本文从建构发展政治学知识体系框架的角度出发，梳理了“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发展政治学中核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发展政治学的学科始于对政治发展的解释，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被用于解释政治发展的变量（例如经济发展）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催生出新的研究议题。同时，作为一个关注现实世界“变化”的学科，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和话语体系融入了不同时期现实政治的印记。尽管发展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学科，但学科的核心概念与议题所蕴含的规范性元素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 从不在地主到不在农民：农民居住格局的转变与城乡互惠关系中的乡村振兴

  黄志辉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不在地主群体的出现和农村地权的外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危机。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解决不在农民问题提供了镜鉴。近年来，我国县城商品房销售面积的普遍性增长与不在农民群体的不断涌现，是两个同步的社会经济现象，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城乡居住格局的变迁，表现出在地化、乡镇化、县市化、多栖化等四种居住特征。不在农民面临的房产金融压力与正在形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要求建立具有“城乡间性”的产业体系、就业体系与治理体系，将以城市消极汲取为特征的房地产金融关系，转变为具有积极互惠意义的城乡金融关系。如果城乡发展是一种具有互惠意义的发展，那么不在农民群体的居住多样性，就容易转化为城乡间的开放性与主动性，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因素。

• 单位互惠视角下三线企业建设初期的工农合作

  彭涛

  三线企业与其所在地社会之间以“工农结合”转向“厂社结合”的方式开展合作，对其初期建设至关重要。工农合作虽然含有“政治任务”的成分，但在具体实践中本质上是单位之间的互惠。这种单位间的横向资源流动，既有政治象征资源，也有实际物质资源。工农合作过程中固然也有“人情世故”的算计，但更注重“义利兼顾”。即使兼顾义利有难度，其“捐赠”或“索取”也是在一定限度内的，即以保证工农生产均能顺利进行为底线。

• 并非“自由的火炬”

  陈雪,张畅

  20世纪以来，美国烟草商借助第一波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通过营销策略将女性消费卷烟从社会禁忌转变为具有解放象征意义的“自由火炬”。80年代以后，伴随控烟运动的兴起与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主题的转变，面向女性的卷烟营销逐渐脱离女性主义语境。回顾卷烟这一有害健康的现代产品和女性主义浪潮之间构建的消费话语，有利于回应、反思有关消费话语与女性赋权的研究。消费话语确实可能成为女性主体表达和自我实践的方式之一，但女性主义者在被商业和市场“拉拢”的同时，更须认清商业从女性赋权的话语制造中牟利的本质，防止以“赋权女性”为名的消费话语可能带来的异化。因此，女性主义者参与消费话语建构时，有必要对商品本质有一个全面认识。在称颂消费话语创造女性赋权的可能时，更要警惕其对女性造成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