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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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生成条件
- 张跃国
- 中国式现代化应视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它与普遍理解的现代化相通相融，同时在内涵、本质、特征上具有独特性和自主性，既区别于西方既成的现代化，也与全面小康存在“边”的变化。依照预设目标和现有材料，可以把它概括为合规定性、整全性、包容性于一体的人类文明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正题之际考察其生成条件，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唯物史观的逻辑出发，社会主义规定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土资源的现代化“出场”构成基本条件，而主体自觉则是决定性条件。理论上的成熟和清醒对于真正的主体自觉至关重要，是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最大“历史合力”的第一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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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
- 黄宗智
- 占据主流地位的英美“市场主义”理论将所有市场交易等同于平等互利的贸易，并认为它必定会导致社会分工和划时代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是个单一化、理想化的建构。它抹去了帝国主义下的不平等贸易，也无视全球化经济中的霸权金融资本之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廉价劳动力的实际。它更完全无视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的厂商贪婪行为，以及消费者中常见的不理性弱点。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会关注到诸多不同于主流市场主义的现实，包括长期以来在城乡差别下的“榨取型”单向贸易，以及人地压力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之“内卷型商品化”。从新中国经济起飞的发展经验出发，还会看到与市场主义“无为”国家虚构对立，国家积极介入和参与经济，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紧密结合与互动的实例。我们更能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遗传和市场经济，民生服务和私人逐利两双理念和机制的互动，需要建立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来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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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二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重心转移*
- 高原
- 二战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研究重心经历了从一般均衡理论到以决策理论、博弈论和机制设计为核心的“新微观理论”的转变。针对这一转变，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给出了三种解释，但不足以阐明其背后的方法论含义。本文认为，这一范式变迁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经历了从“宏大理论”到“小理论”，再到“具有限定经验意涵的模型”的转变，也揭示出“市场主义”背后科学基础的阙如。对这一范式转移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理解二战后新古典经济学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而且能够为发展一种可以把握新古典传统所无法把握的政治经济实践的新型政治经济学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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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殡葬改革
- 吴飞
- 本文是对当代中国殡葬改革的一个系统分析，分别总结了农村和城市殡葬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殡葬改革所面对的诸多问题，是中国在建构现代生活方式过程中，与传统礼俗的各种冲突所致。为解决当前问题，殡葬法规不应该与传统礼俗对立，而应充分理解和吸纳传统礼俗的基本精神，使之成为修正殡葬法规的民间习惯法。儒家丧礼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孔子“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一语，是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寻求平衡。若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现代殡葬制度不仅可以突破现有的困境，而且可以更好地贯彻现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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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经济隐喻还是理论建模？
- 吴越,卢云峰
-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种新范式，在社会学界引起了诸多讨论和争议。最常见的批评之一可以概括为“隐喻论”，即认为它只是借用一些经济隐喻作为修辞策略，但对宗教研究没有实质性贡献。这是一种误解。隐喻论忽视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建模，即利用规范语言建立简约明晰的理论模型的方法。本文展现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的理论建模，以此说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各个层次都不是隐喻，而是致力于用理论模型整合前人洞见并启发后续研究，从而推动一个研究领域内一般性知识体系的积累。对于中国宗教研究来说，我们不应只关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现有的结论，而应该借鉴它的理论建模来构建适合于中国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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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时空效应研究*
- ,刘公石,任英华,汤季蓉
- 防范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是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国为主要样本，构建半参数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不同国家间银行系统与外汇、债券、股票三个市场的风险传染关系及时空效应。研究表明：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三者是紧密相连的，其决定因素是投资者对一国货币的利率预期；不同国家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不仅受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程度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地理距离的影响，但实施不同汇率制度的国家，因资本管制程度不同，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也是不同的；当银行系统处于高风险时，银行压力的增大会增加外汇市场面对的压力，而债券市场能够承接部分银行系统风险。因此，中国应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预防外部市场冲击，保护国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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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的联结：大流行病与平台资本主义*
- 格雷厄姆·默多克
- 自从世界被数字媒体高度组织化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是人们遭遇的首例全球大流行病。数字媒体在各层级的行为主体克服困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主体包括居家隔离状态的个人、寻找疫苗方案的科学家，以及试图利用追踪系统控制病毒传播的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上述联结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如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化数字平台的控制，易感群体的脆弱性和数字资源的可得性，以阶级、社会性别、年龄和种族划分的跨领域社会不平等，以及数字技术对个人和家庭的休闲、学习、工作的影响等问题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对抗，而最根本的对抗指向的是数字媒体在大流行病与环境危机的关联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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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缅走廊”刍议*
- 郭建斌,杨立权
- 受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启发，结合近二十多年来在相关区域的田野调查，本文提出“藏缅走廊”的概念。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为“藏缅走廊”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这是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概念，涵盖了中国、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交界地区的诸多族群。“藏缅走廊”这一概念，与既往关于该区域研究的学术话语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特定的学术内涵。此外，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