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1年第6期

• 美国“现代化”与英国“殖民主义”的结合：冷战时期香港高等教育工业化探究（1958—1969）

  张志翔

  朝鲜战争促使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从一个转口港转化为一个工业中心,香港工业化的发展,一直被奉为英国治下“自由放任”的奇迹,部分研究或舆论以香港“自由放任”的成功为依据,要求中国内地以之作为开放转型的范本，但这种论述往往忽视了冷战中美国在亚洲推行的“现代化”战略对香港工业化的影响。美国通过在香港进行高等教育改革，运用政府规划预先分流人才，定向为特定工业培养、输送人力，以实现快速工业化，因此，香港的工业化实质上从一开始就带有十分强的计划经济色彩。美国在英国治下的香港推行现代化计划,英国出于自身考量又在其中加入了维护殖民统治的因素，这就使得60年代的香港工业化成为一个美英两种新旧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复杂多义的独特案例。

• 主权、治权与族群关系

  杨凯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不可分割。以往对李仙得番地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梳理李仙得如何利用其“番地无主”论积极参与日本侵台的史实层面，而就番地论本身的讨论则相对不充分。本文聚焦于李仙得“番地无主”论内在逻辑的复杂演变，在材料上系统地使用了李仙得从1867年“罗妹”号事件到日本侵台期间逐渐成文的英文番地游记《台湾纪行》。本文认为，“番地无主”论并非仅是李仙得随时局变动所阐发的策略性认知，而是带有浓厚的近代领土认识取向，涉及近代国际法的主权与经典文明论的复杂互动，强调清廷的番地主权取决于其对番地的“殖民性”的治权的实现程度如何。从根本上看，番地论是李仙得利用条约关系撕裂番地内部及番地与周边混杂的族群关系的集中表现。“番地无主”论过度突出番地作为“独立”的“民族体”的主体地位，强调番地与“中国”的本质性区隔，与新清史的问题意识基本一致。

• “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

  康向宇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部分成员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但长期以来，功能代表制都被视为一种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性制度，鲜有人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国家理由”。本文试图通过重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查良镛（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揭示功能代表制对于“一国两制”的重要价值。概言之，功能代表制使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可以在特区的日常政治中被制度性地代表，有利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开放，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今天，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依然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 纳“台湾革命”入“国民革命”：“民族自决”论与20世纪20年代后两岸革命者的台湾革命认知*

  陈忠纯

  1920年前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革命者开始探索两岸合作抗日，争取民族独立之路，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时，戴季陶等人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两岸革命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决”论的启发下致力于将大陆炽热的国民革命与台湾新兴的反日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台湾革命”被纳入“国民革命”之中，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呼吁全面动员台湾民众，实现“台湾革命化”，并投身祖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终收回台湾，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这一努力虽因国共分裂而落空，但“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仍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全面抗战期间，台湾革命明确为“独立与光复”相统一，即两岸同胞共同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伟大事业而奋斗。

• 官僚制结构与皇权的抉择*

  魏海涛

  皇权与官僚体制关系是帝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在清末丙午官制改革中，面对中央、地方官僚体制的分权举动，为什么皇权会有截然不同的选择？在中央官制改革中，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推行责任内阁制，将官僚体制中的不同群体联结起来，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反对集团。反对集团提供的信息塑造了慈禧太后的认知和决策，责任内阁制流产。在地方官制改革中，作为决策成员的各省督抚将军形成一个松散关联的结构，督抚们依据地方利益来传递信息，形成了分异的信息流，限制了慈禧太后的任意专断权，使地方官制改革被搁置。虽然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专断权，但皇权对官僚体制分权意图的具体回应却因决策情境中网络结构的特征差异而有所不同。

• 统治风险与国家治理结构调整*

  狄金华

  本文以统治风险为视角，分析了在民国特定的央地关系下，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前后国家治理结构的变化。由于特定时代背景的影响，民国早期中央政府与军阀控制的地方之间互不信任，二者仅存在着松散关联，中央无法形成一统性的权威治理。为了化解地方治理的压力，军阀控制的省级政府率先向体制外的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授权，将其吸纳到地方治理之中。伴随着中央政府治理压力和统治风险的增加，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之后，中央政府亦通过分权来化解自己的统治压力，但这一分权并不是直接向省级政府分权，而是向体制外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和与省级政府存在一定张力的县级政府分权。

• 党政科层体系：“制度-关系”视野下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

  王阳,熊万胜

  党政科层体系是中国之制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之治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关系”框架是对本土研究传统的理论拓展，基于“制度-关系”的分析视角，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立足新发展阶段，还需要持续关注政党治理中的关系悖论，不断深化对反腐败和干部激励等政党建设议题的研究，形成以政党治理优化国家治理的新经验。

• 资源何以成为“诅咒”？ *

  林盼

  自19世纪中期开始，明清两代持续繁华的淮安出现了显著的衰退。既有研究往往从生态环境与经济中心变迁的宏观视角解释其由盛转衰的原因，但对微观机制分析不足。本研究通过对明清时期的淮安地区这一案例的分析，呈现政府主导下的漕运业与盐业的发展，如何形塑以资源部门为核心，生产性部门被边缘化的“核心-边缘”型二元产业结构，挤压农业与手工业部门的资源流入与技术升级空间。当官营经济萎缩，依附于官营部门的行业不复存在，技术与人力资本储备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导致被边缘化的产业难以发展，区域经济陷入长久衰退。本文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诅咒”理论提供了机制性案例分析，并提出政府在“掠夺”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扶持措施，并不会导致共享型、普惠型的经济增长，一旦国家调整发展方向，因“扶持之手”而出现的政策红利就会迅速消失，出现结构性的失序局面。

• 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

  贺照田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这一历史阶段，在日记、书信等通常属个人表述空间的书写方面，遗留了很多被时代标准意识形态语言充斥，看起来缺少个人具体经验信息的文献。本文通过对1959年末雷锋一则日记的解读，想对通常认为的，除特定研究角度基本没什么解读价值的这些文献，是不是一定就没有更具意义的经验信息隐在其中，从而需要我们耐心找到合适方法对其认知价值进行解读释放这一问题——给出重新探讨，以强调指出，这些看起来极少历史经验信息的文献中的相当部分，若我们解读得法，其实可以解读出具有重要历史认知价值的信息来。

• 新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徐俊忠

  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反思，是他政治思想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严肃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问题；推进中国革命需要反思“欧美革命思想”，并转而学习“俄国革命圣人”列宁的思想；要取得革命成功，就需要建设一个以“主义”为信仰的“革命党”，造就以“主义”为灵魂的“党军”；革命还要避免欧美“政党政治”的结局，并努力造就一个“好政府”，等等。孙中山的这些反思，对于理解其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不可或缺，也是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创制的新中国政治文明的前置条件。

• 视频网站与国家权力的“内卷化”*

  吴畅畅

  本文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评估国家相关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间介入网络视听行业的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益？文章借助杜赞奇的理论，按照“生产者-文本-用户”的逻辑链条，从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的负责人和视频网站管理者的思想意识，由他们监制和生产出来的文本以及青少年作为用户的言论等三个方面指出，在过去十年间，网络视听行业中的国家权力出现了明显的“内卷化”现象。这种现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在网络视听行业中的扩大、拓宽或深入，与大量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的数量增长、视频网站的平台化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二是视频网站转换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面向青少年使用各种隐微话语，重建了另一种异质性的文化领导权。若不将这一现象梳理清楚，我们很难从学理上把握当前国家采取坚决措施治理“饭圈”和网络综艺，严控耽美剧生产和流通的真正意图。

• 土地、种族与殖民治理*

  蒋晖

  在非洲，殖民者兼并土地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然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南非那样，将土地和政治权利特别是公民权挂钩，即在南非，失去土地意味着最终将失去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南非公民资格，这在全非洲都是一个殖民制度的创新。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本文试图从一百多年南非土地法的演变来揭示这个内殖民发生的过程，重点描述若干重要的土地法的颁发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包括黑人失去土地、政治权利和公民资格，以及二元农业经济结构的出现和黑人的工人阶级化以及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