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1年第5期

• 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

  王锐

  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对于当前而言极为重要。在此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并启发人们思考成败得失之道；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走出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 20世纪上半叶的三种中国意象：乡愁、对比、愿景

  黄俊杰

  本文探讨20世纪上半叶的辜鸿铭、罗素与罗梦册所描写的中国意象及其内容，并比较这三种中国意象之异同，指出：辜鸿铭笔下的“中国”是一种文化的乡愁；罗素笔下的“中国”是一种作为西方文化的对比；罗梦册笔下的“中国”是一种“天下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所见“帝国”或者“族国”，“天下国家”是未来中国的愿景。三者之同主要体现在：不同程度地将政经社会问题化约为文化问题，并认为文化具有优先性与重要性，呈现某种“文化化约论”的倾向；其次，都强调“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性”，将“中国”加以理想化，这种思路与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性”的强调互相呼应；第三，有心美化中国的“过去”，以引导“现在”中国的发展，勾勒“未来”中国的蓝图。而最终，这三种中国意象之所以构成“乡愁”“对比”“愿景”的差异，乃因辜鸿铭与罗素以西方人作为阅读对象，罗梦册的发言对象是中国同胞，尤以他的“中国”论述最扣人心弦，并展现出世界史的宏观视野。

• 追迹华夏之初

  李怀印

  由司马迁所开启的两种治史传统的矛盾结合，即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与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人们对最初中国的解读。对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点到面不断展开，以及对上古文献的梳理和真伪辨别，推动了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与此同时，非学术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其中既有不同时代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不同学派之间为主导学术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所展开的争夺，还有人们出于地方情结而对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移情效应。近百年来的总趋势是，随着学科演进和技术发达，人们的古史认知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在各种非学术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主观想象也始终如影随形，对学术进步起到刺激和干扰的双重作用。

• 三线建设初期党和政府协调工农关系的尝试（1964—1966）*

  张杨

  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集中于大中城市，加之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工农之间的互动受到地域范围、国家政令的阻碍。三线建设要求大型工矿企业迁移到“靠山、分散、隐蔽”的内地乡村，为工农关系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三线单位在选址基建过程中不占、少占农田，支援农业用水用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做法，受到农民欢迎。农民在三线建设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保证了后勤物资供应，接纳职工家属插队入社，使三线单位节省了建设成本。虽然在政策实践中，工农双方在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矛盾，但三线建设毕竟第一次实现了工业在全国分散布局，为协调工农关系提供了试验场地。三线单位作为嵌入乡村的工业飞地，被各级政府寄予厚望，不仅成为工业生产队，也扮演了政治工作队、思想宣传队的角色。

• 以厂带社：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次改革探索*

  徐有威,张志军

  “以厂带社”是我国在三线建设时期所尝试的一次基层管理制度创新。从“厂社结合”的实践经验到“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制度创新，工厂与公社平等的互利合作转而成为工厂全面领导下对公社的管控与支配。“以厂带社”试图通过构建一体化的厂社管理体制，为我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找寻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该制度的出现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其贯彻执行过程也蕴含了政策制定者对于新制度的美好想象。然而，在进一步的全国推广实践中，这个制度却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状况，由此成为研究者观察这一制度改革的重要切口。

• “史沫特莱难题”：两部美国传记的比较阅读

  熊鹰

  著名美国记者、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是战后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斯蒂芬·麦金农夫妇在他们的学术传记中矢口否认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而露丝·普莱斯则在她的传记中揭示了史沫特莱与苏联、共产国际及美国共产党的隶属与合作关系。在这表面看似截然相反的论断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即对史沫特莱苏联经验的拒绝。经历越南战争后的麦金农更强调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的认识，普莱斯则通过以加缪的《反抗者》为原型树立起来的个人激进主义者史沫特莱形象在形而上的普遍主义中拒斥了具体的革命经验。这两部史沫特莱传记不仅体现了近几十年来美国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更揭示了战后两代美国左翼学者重估中国革命经验时所遇到的根本困境。

• “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

  郦菁

  “市民社会”研究内部有复杂的理论脉络和多歧的思想资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变化与诸多南方国家的政治转型导致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意外复兴。通过追溯其话语发展历史和学术、政治与公共影响，分析市民社会与民主关系这一理论要件，并进一步通过西方与其他地区、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实证案例，本研究试图说明这种有关市民社会的理想模型和理论想象面临诸多悖论和困境。“新托克维尔主义”是对托克维尔本身的一种非托克维尔式的解读，是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传统逻辑的本质化、激进化、普遍化，也可能附带了某种政治图景。

• 反腐败跨境追逃追赃的制度困境与路径选择

  张雪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拳整治腐败，向全世界彰显了除腐必尽的决心。在反腐败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仍有一些腐败分子携带巨额赃款逍遥海外，严重削弱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成效。由于跨境反腐败工作牵涉多个国家或地区，各国或地区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分歧，这使得我国对外面临着如何与腐败分子流入国建立合作机制的难题，对内面临着如何衔接多边条约、双边条约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难题。本文指出，以引渡为主的跨境追逃追赃机制有待完善，并建议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以追赃为重心，以劝返为主要措施的中国特色反腐败跨境追逃追赃机制。

• 算法决策：人工智能驱动的公共决策及其风险*

  吴进进,符阳

  作为一种自主算法决策，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公共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使公共决策模式产生重大变革。本文基于公共政策循环理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人工智能算法对公共政策的问题界定与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四个阶段的影响与应用的分析框架，指出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其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预测分析能力，对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算法存在的算法偏见、预测偏差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可能引发公共决策失灵和合法性危机。最后，本文还提出，为了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公共决策的有效性，规避算法决策的风险，决策者应关注人工智能算法决策与人类常规性决策的应用范围、适用性以及两者之间的互补协调关系，同时在算法驱动的公共决策各个环节中加强公共参与，建立参与式算法决策框架。

• 过渡的家：泰北华商合与分的家庭策略与家族企业经营*

  马潇骁

  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巨大经济成就引来了世界的目光，其中家族企业如何成功接班传承成为学者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分家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的关键，对于经营中小规模家族企业的海外华商家庭来说，分家既是其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家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重要策略。然而，针对华商家族企业的分家实践策略，特别是如何通过分家的具体实践使家庭生活与家族企业的经营、转型和传承相互适应的微观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以泰北中产华商的中小型家族企业的分家为例，试图探讨在个体、家庭、企业、社会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中产华商家庭如何在分家的实践策略中，通过分与合的实践策略，形成多元的过渡家庭形态，实现理想家庭与现实生活中个人选择、家庭关系和商业经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