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1年第3期

• 百年大党历史身份的建构逻辑：代表观与工具论的合一

  张跃国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种简单的政党类型。党的历史身份的本质规定是人民代表与领导工具。认清党的历史身份，自觉进行身份建构与身份强化，必须坚持代表观与工具论的合一。代表观强调党和人民在主体身份上的历史统一性和根本利益上的内在一致性，党的代表选择是基于理论清醒和主体自觉，党代表人民是要充当领导工具，自觉担负领导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历史使命。代表观不是要诠释什么先验意识的神秘感，而是要呈现作为历史的“先知先觉”、人民的先进分子而自我超越的神圣感。工具论是代表观的必然延伸，强调党的价值功能和正当性。要坚持代表观，必须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牢牢占据共产主义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完成伟大复兴，追求世界大同。要强化工具论，必须尊重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坚定推进伟大斗争和自我革命。

• 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

  黄宗智

  根据对权威性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笔者论证“资本主义农业”和“规模化农业”在农业整体中所占比例其实较小。以雇工数量来估计的话，不会超过务农人员总数的3.3%。改革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小规模“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其实要重要得多,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和总耕地的三分之一。另一主要变化是2004年之后在粮食种植方面的较快速机械化，主要是由小农户以其非农就业所得来购买的。2004年以来新的基层机耕（播收）服务业的较广泛兴起,如今已经达到粮食种植中的70% 。认识到小农和小农户对小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做出的贡献，才能看到其对促进未来进一步现代化的潜能。国家2018年以来已经给予小农和小农业前所未有的关注，应该对小农社区及其潜在的公益道德价值观也给予适当重视。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三小农”其实是过去和未来进一步发展“现代小农经济”的关键资源和主体。

• 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叶敬忠,张明皓

  恰亚诺夫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农政研究的主流学术思潮之一。恰亚诺夫主义的农政传统，在农业方面，重视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的独特性和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形式；在农民方面，基于“生存小农”的价值结构探讨农民贫富循环的分化形态和农民未来稳固存续的命运；在农地方面，重点探讨土地社会化的分配形式和土地合作制的未来形式；在农村方面，构想了以农村合作化和支持型国家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阻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渗透。结合市场化和全球化深入的情势，新时期恰亚诺夫主义集中于对全球普遍兴起的再小农化进行分析和对社会反向运动进行倡导等。而在中国场域，尽管农业、农民、农地、农村的研究分散着大量恰亚诺夫主义的思想成分，仍需不断提升应用恰亚诺夫主义分析范式的主动性，开创中国农政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 中国农技推广体系变迁、农业转型与技术政治*

  陈义媛

  本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从技术政治角度讨论了中国农技推广体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并讨论了技术的商品化如何导致了农业领域的“去技术化”。研究发现，在集体化时代，国有／集体农资企业和供销社体系共同支撑着农技推广体系，技术和农资均属于公共品。市场化改革之后，农业技术从无偿服务向有偿服务转变，公益性技术推广也与经营性技术推广彻底分离，技术开始转变为商品，并逐渐与劳动者分离。不过，经历了“去技术化”的农业劳动者并没有成为“局部工人”，而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消费主体”。因此，资本之间的技术竞争一方面表现为以“技术推广”为名的农资销售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垄断性技术”开发的竞争。然而，上述竞争都没有降低农业生产者获取技术和物资的成本。在农业生产者不断“去技术化”的情况下，即便他们保留了主要生产资料，也不得不深度从属于资本。

• “东方哲学”的百年探讨及东方哲学史建构*

  王向远

  “东方哲学”是“东方”区域认同的最高层面。对“东方哲学”的确认在东方学理论建构中具有一定的统领作用。近百年来，我国学者在“西洋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比较中探讨“哲学”与“思想”“宗教”之别，明确了中国哲学的“哲学”属性及合法性，论证佛学的“东方哲学”属性，又确认了儒学、道家之学的“东方哲学”性质。但是由于“中西哲学”模式独行乃至习惯上的“以中代东”，东方哲学的系统建构与哲学史撰写一直缺乏，直至21世纪后才初具规模。但是，如何把“东方哲学史”写成“东方”的哲学史而不是“非西方”的或“在东方”的哲学史，写成“哲学”的历史而不是学术文化史或思想史，写成具有独特发展进程的“哲学史”而不是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划分的一般历史，尚待今后继续探索和完善。

• “仓颉造字”说的形成与汉字内涵的演变

  罗筠筠,庄谦之

  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关汉字起源的一个重要学说，“仓颉造字”说诞生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在先秦时期有关“仓颉造字”说的讨论中，造字是一门为人称道的技艺，且具备象征自然万物和设立社会法则的“道”与“法”的内涵。到了两汉时期，“仓颉造字”说的叙事在先秦的基础上，增添了与天相感而生以及辅助王政的要素，并最终在许慎的调和与综合中得到了权威性的确定。伴随着“仓颉造字”说的形成，汉字确立了其融体现技艺、象征自然万物、设立社会法则、与天相感而生以及辅助王政为一体的多维度内涵。

• 高剑父的新国画变革及其与印度泰戈尔家族的交流*

  吴天跃

  关于高剑父的新国画变革思想与实践，海内外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但20世纪30年代初高剑父南亚壮游经历之于其新国画变革的启示和意义，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认为，正是在与以印度诗人R·泰戈尔和画家A·泰戈尔为核心的泰戈尔家族，以及孟加拉画派知识分子的交流当中，高剑父对新国画如何变革有了更多思考。高剑父早在1927年便开始主动寻求建立吸纳亚洲诸国画家的“东方国际美术协会”。南亚壮游期间及之后，他积极参加孟买“中印联合美术展览”等联展，在风景写生、壁画临摹和绘画创作中汲取经验，以助推新国画运动。本文将高剑父新国画变革理论思索与实践置于20世纪初亚洲诸国画家跨文化交流的整体视野之下，爬梳历史线索，解读高剑父南亚壮游之潜在影响。

• 英国革命、司法审判与宪制转型：查理一世审判的宪制意义*

  王凯

  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是英国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只将其作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忽略了审判本身的宪政意义。英国内战解决了主权归属的问题之后，革命者通过常规司法审判的方式清算了查理一世的内战罪行，创制终结君主豁免的先例，明确了国王在宪政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常规司法审判清算旧政权下的专制王权，其官僚制色彩能够避免革命的暴力与意识形态之争摧毁常规国家建构的进程，从而有助于绝对主义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型。

• 通过医学的治理：知识权威与健康政治

  陈雪飞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促使人们从历史纵深处思考医学如何嵌入治理。知识权威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如影随形，国家理由的转变推动了“政治医学”的诞生，国家在健康领域的正式出场，医学嵌入了治理术，现代社会进入一个以全球健康治理的机制化、医学知识影响力的网络化和健康的安全化为特征的“医学治理术”时代。在晚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阴影下，通过医学的自我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弥散性的政治现象，社会的医学化变成全球性的现象，这同时带来了医学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医药供给的过度市场化和医学权威的霸权化等困境。只有理解“通过医学的治理”，理解医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的治理术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争议，才能催生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生命质量的“好的医学”，建构相对合理、公平、均衡的健康政治模式。

• 声誉、自主性与公共卫生治理*

  吴景键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官僚自主性是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标准。而作为美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两大核心部门，美国疾控中心与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曾因其自主性而被视作官僚机构的成功典范。但是，在此次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恰恰是这两个机构在初期的若干关键性失误，导致美国错过了通过大规模检测来控制疫情的宝贵窗口。本文认为，美国疾控中心与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成败俱与“声誉-自主性”密切相关。两机构此前所取得的官僚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部门声誉的成功建构，但这种部门声誉与部门形象也同时固化了它们的官僚行为模式，影响了它们的危机应对效率。

• 精准扶贫嵌入与全面脱贫的基层治理逻辑*

  袁明宝,,

  全面脱贫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应有之义。在经历了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式扶贫阶段后，精准扶贫战略成为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战略的制度设计、政策运行契合了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的制度化、组织化反贫困行动。通过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嵌入、扶贫资源对贫困户内生需求的嵌入，以及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的互嵌，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准确和国家扶贫意志的贯彻。在运动式贫困治理背景下，精准扶贫形塑出基层组织积极治理和精细化治理的逻辑，并重构了县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了外部扶贫组织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在政府组织、资源输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基层组织贫困治理能力，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贫困机制，成为保障全面脱贫稳定实现和贫困群体长远脱贫的基础。

• 农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共同体的线上建构*

  冉华,耿书培

  空心化社区、离散化组织和弱化的公共空间等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我国西部地区村庄。经济的快速发展扭转了西部农村贫困落后的状态，但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村落共同体因大规模人口流动失去了稳定性。微信等新媒介的出现为乡村社会关系维系、村落社会治理创新和共同体重构带来了可能。Z村的个案显示，微信群协助村民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共振共鸣”以及村务的“共同参与和行动”。从线下的离散到线上的重聚，村落共同体重构既是从关系到情感的重构，也是从集体利益到命运共同体的升华与蜕变。本研究简要概括了Z村经验之于西部村落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考。

• 身体相遇：中医针灸中病人身体感的人类学考察*

  雷宇

  不同于既有医学人类学对于医患关系的三种理解进路，基于对中医针灸过程中病人身体感的田野考察，本文认为中医针灸的医患关系核心在于医生与病人的身体相遇，可以视其为一种能动的身体感实践。研究发现，身体感是一个与医疗环境、针灸诊疗技术相互形塑的生成过程。病人的身体感不是被动的、孤立的、静态的，而是根据自身需要与文化惯习能动性地“开发”出不同的感知评价与行动策略。病人身体感的能动性还嵌入针灸诊断与治疗的全过程中，医生与病人身体互动的具体技术如“揣穴”“治神”等分别体现出身体感的联结性与内证性的特征。身体感视角的引入，对于反思传统中医针刺发展的非连续性与历史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能动性的身体感还为医生和病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视角，以及改善针灸诊疗感受的应用性策略。

• 普通人向何处去*

  吕永林

  “潘晓来信”传递出一代中国青年的大苦恼，其“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提问则撕开了“‘永恒的普通人’向何处去”的问题。贺照田的研究真切辨识出“潘晓”之苦中的理想主义因素，包括其历史深度、广度和强度。同时，通过对陈映真和雷锋的讨论，贺照田将某些可备现在和未来之用的理想主义资源勘察出来，以直面日益盛行的虚无主义。但是，重建理想主义的努力终究绕不开这些问题：理想主义的根本驱动力和召唤力何在？人的精神自主性和非自主性关系如何？理想主义者当如何动用“快感享用”的秘密机制？又如何厘清人类“共在”和“分在”的对话关系，以解决人将自我过度投向人类而导致的结构性不足？凡此种种，皆需反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