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1年第2期

•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张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国家，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然而，自从进入近代，救亡成为首要任务，以中国为中心无疑义，旧有思想武器却无法抵御帝国主义，必须从西方寻找真理。民国以来，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出现极端的“全盘西化派”和“全盘苏化派”。延安时期，毛泽东力图超越“内容 + 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框架，在受限条件下对“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作了艰难探索。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文化基因论，力图重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大国文化自信。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以中国的价值和尺度即中国道路中所展现的原理为标准，历经黑格尔辩证法式的“正反合”，重塑中国之主体性，构建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 “语言游戏”与作为方法的中国训诂传统*

  翟学伟

  中国传统学术能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不仅在于学者从宏观上把中国作为方法或者把文史哲作为方法，而是应在社会科学意义上走入哲学讨论的方法论及其延伸出的操作方法。在此方面，比较哲学中提出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关联思维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为中国社会学寻求本土方法提供了可能。其中，训诂学及其现代延伸可为寻求中国社会的运行法则提供方法上的可操作性。通过对“伦”“人情”“信”，尤其是中国人面子理论建构的举例，此文指出，中国字词的搭配以及在自然情境中的使用及其排比，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中国社会学在其他方法上难以得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型。

• 迈向主权的民族理论自觉*

  谭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西南民族研究出现了三场分歧。歧见的实质在于，“体质、语言和历史相结合”方法论对民族研究的重要性；该选择“造国民”还是“造民族”；否认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为“民族”以免人假借“民族自决”分裂中国，还是承认其差异，给予扶持，促进平等团结来维护主权。这些分歧被急迫、粗糙地处置，使得人们忽略了民族研究方法论转向“语言、历史和主权相结合”的潜在共识。将三场分歧置入主权政治为坐标的宽广时空视野下，不难发现，“造民族”与“造国民”实乃传统国家转向主权国家的同一过程之不同面向，不可能二选一，也非只能二选一，“造民族”并不妨碍“造国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实践也证明，承认中华民族及其组成分子为不同层次的“民族”，注重平等、团结奋斗，方能有效捍卫主权。历史地看，有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本土化方法论，对于当代中国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沿“主权”脉络继续往前走，仍有独特的意义。

• “会通为体，分别为用”

  任锋

  钱穆在晚年积其一生学思，透过《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来接续中国学术传统注重通学通人的精神旨趣，对于宗教、哲学、科学、史学、政治学、文学等现代分科进行了系统性反思。他的学术“论衡”在现代立国关怀的意识驱动下，强调学术文化传统的独立对于政治体构建的奠基意义，提倡以吸收性精神会通、提摄、转化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成就，“会通为体，分别为用”，目的在于兼顾大群社会的公义共识与智识支撑。这是其“论衡”的义理指向，也与前期《政学私言》的家言论旨遥相呼应。在会通与分别的体用关系中追求新学术和新境界，这个展望在钱穆自身学术演进中也显现出理路的曲折精微，为今人“接着讲”提供了丰富启示。

• 秦汉农民问题与古典宇宙论的兴起

  龙涌霖

  一般认为，秦汉古典宇宙论的政治功能主要在限制大一统君权，但这不足以解释其在秦汉兴起的复杂原因。实际上，它并非只是儒生单方面限制君主的理论工具，而是君臣双方基于大一统农民问题之共识而达成的治国框架。由于大一统郡县制、户籍制的严密化，民众如犯罪或不堪苛政，已不具备封建时代的逃亡条件，故往往会对抗政权。这成为大一统治理的结构性难题。汉代人将此问题归结为阴阳不和，实即国家行为不能顺应农民生活的四时节律。由此，调和阴阳成为汉代治国首务，具体实践即以月令为宇宙图式的治理体系。在此政治形势下，汉代儒学吸纳并重新阐释了月令图式，发展出了具有教化意义的阴阳刑德论，以及能进行广泛道德规谏的天人感应论。考察这一段思想演变，可以看到农民问题与阴阳问题的深层关联，正是宇宙论得以被君主接纳并向汉代思想全面渗透的政治基础。

• 礼序政治：“大一统”叙事的回归与重构*

  李宸,方雷

  在对“大一统”的形态化叙事中，依赖于现代权力政治所形成的观点不足以将“大一统”真正“去蔽”，应当返回到与“大一统”相契合的礼序政治的传统维度，对其予以重新解释。礼序政治将对中国政治本身的阐释引入传统语境中，一体沟通了传统范畴的观念背景、日常生活与政治构成，为重释“大一统”提供了逐层具象化的知识路径。在内在意蕴层面，“大一统”指涉的是一种与时间、天道相关的整体性秩序；在生活向度层面，“大一统”所指涉的整体性秩序以“礼”为根据，在日常生活的现实维度中展开，构成了礼序政治赖以运作的传统基础；在政治形态层面，对应于“礼”的宗法制及其拟制化，为“大一统”整体性秩序的体制构建及民间社会的嵌入开辟出存在空间。

• 被瘟疫形塑的世界：历史回顾与当下思考

  卢周来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提供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瘟疫对于世界的影响。在此框架下，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本文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可视为地球的一次自我拯救，因为人类借助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加速扩张，使生态系统受到极大破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不同文明的应对方式不同，这有可能进一步整合边缘文明，但主体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能被强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人们提供了反思大城市化对人类的宜居性以及生物技术发展的两面性的可能机会，但人类未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无法促成人类的团结，反而可能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加疏离，甚至酝酿出冲突与对抗。中国如果能始终坚持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且在这一模式下能够保持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官僚阶层与普罗大众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有可能给屡次重蹈历史性错误的世界带来些许希望。

• 制造业灵活用工“返费”问题中的博弈及其治理*

  郭春镇,石梦婷

  在允许灵活用工的法律背景下，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灵活用工方式在制造业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缺乏有效规制，灵活用工中第三方中介群体对劳动力市场的介入不仅催生了高额“返费”乱象，还孕育出围绕“返费”的“食利者”阶层，使得制造业企业用工成本逐年增加，劳动者权益受损。以上实践引发制造业用工和就业秩序混乱，给我国制造业经济的良性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在探索我国制造业灵活用工模式中高额“返费”现象生成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中各行为主体如何围绕既有劳动法律制度展开竞争和博弈，为解决产业工人就业问题和建设制造业强国提供参考。

• 非正规就业相关研究：综合性理论图景与经验研究述评

  封小郡

  针对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一研究领域碎片化的情况，本文首先勾勒了这一领域的综合性理论图景。该领域涌现出了剥削、排斥和商品化三种解释机制。这些解释机制受到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福柯主义、涂尔干主义和波兰尼主义的不同影响。然后，本文介绍了该领域国外经验研究的发展进程。对照上述理论图景可发现，该领域国外经验研究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剥削机制边缘化，商品化机制与剥削和排斥机制断裂，重个案研究轻历史-比较-宏微观结合性研究等问题，国内相关研究应对此加以注意。

• 平谣术：安徽省无为县“水鬼毛人”谣言治理（1953—1954）研究*

  赵凯欣,李俊杰,严飞,侯晋轩

  20世纪50年代，有一场名为“水鬼毛人”的谣言在中国南方暴发。安徽省无为县在谣言暴发初期一直处于上下级之间的尴尬境地，情况较为混乱，激起了一系列干群冲突，但在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后，地方局势迅速稳定。过去学者受材料与视角所限，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县级政权上。本文结合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和田野访谈，将县级政权对谣言的处理政策放置在诸级政权之间的互动之中，对无为县政治谣言的事件史进行了社会学思路的再考察。本文指出，在理解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时，不能将之视作铁板一块。县级政权的应对策略——无论是“温和”／“严厉”的措施的实施，还是“群众闹事”／“反革命事件”的话语使用，都是在县级政权与上下级不断互动、反复修正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县级与省级政权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非对立。

• 现象与现象的链接：中国西南边境多元知识体系的交融与衍异*

  张文义

  本文讨论汉族祭师、景颇族祭师、景颇族牧师与乡村医生（西医）对一个年轻人病痛的不同归因和治疗。医生认定病痛由吸毒引起，在给出药物治疗后，说“你们回去做点迷信吧”。他们相信，不做“迷信”，人们并不安心，也不会改变行为，药物治疗就不会起作用。基督徒认可药物治疗，配之以祈祷仪式，认为二者都来自上帝。景颇族祭师认为病痛源于不得好死的祖先鬼的诅咒。汉族祭师相信祖先鬼看上了阳间因吸毒而意志薄弱的年轻人，这回到了西医的归因。在同一个病例中，药物治疗、献祭仪式、祈祷仪式以及多种宇宙观相互纠缠，人的实践超越了知识体系，从而现象链接衍生新现象。基于景颇族个案中体现出的现象链接的两个机制（未来立场，知识生产的专家与大众模式相互渗透），本文讨论人类学视野中人的第二种整体性：人既在规则之中，也因行动而不断衍生新规则。

• 快速流动时代背景下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及新趋势*

  林聚任,李楠,陆影

  当今人类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转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流动性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人类已步入前所未有的大流动时代。本文通过对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关于流动性和流动社会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旨在说明随着“新流动范式”的提出，带来了“流动转向”和研究范式的变革，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学术层面，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与社会空间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