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1年第1期

• 人民主体地位在中国制度中的多维体现

  金民卿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制度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制度的重要原则。人民主体地位需要全面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原则性层面，更不能仅仅做口号化宣传。具体来说，人民是中国制度的创造主体、权力主体、利益主体、评价主体和监督主体。创造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由谁创造，依靠谁发展和巩固；权力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权力来源于谁、制度属于谁；利益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为了谁，由谁享有；评价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由谁来评价，谁是评卷人；监督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是要明确制度合理与否，制度执行效果由谁来监督、批评和促进。

• 信仰与组织*

  许纪霖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 危机与批评

  孙江

  如何安置宗教是中日两国在建设近代国家时碰到的共同难题。本文截取日本的大本教和中国的红卍字会进行比较，指出这两种民间宗教的出现蕴含了对近代的批判意义。不同的是，红卍字会倾向于普遍的社会救济，强调不参与政治，而大本教，自诞生起即有明确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在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现了从“近代”角度批判大本教和红卍字会的言论，大本教更是遭到了日本帝国政府的弹压。以1923年9月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为契机，两个宗教团体迅速走在一起，展开了跨国境的民族主义的合作，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中,它们各自面临着无法超越的现实——近代政治的掣肘。

• 合同流动、自主流动和中国人在非洲的本地化

  严海蓉沙伯力路瑶

  常常有评论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族群中心主义，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封闭”，与当地社会缺乏互动。这样的评论突出了中国人“自我封闭”的特殊性，却没有把在非洲的中国人与其他外来族群相比。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半外围特征，当代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具有同质性，因此不能一言概之。利用问卷调查、访谈和文献数据，本文分析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居住、社会化和语言习得情况，并区分了中国人的两种流动：合同流动和自我流动。除了流动的方式外，影响中国人“本地化”的因素还包括当地政治环境、移民的早晚、语言障碍以及企业规章制度等。我们认为，大多数在非中国人不是自我封闭的，而且与其他在非的亚洲和白人移民相比，本地化程度并不低。

•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黄宗智

  本文是一篇综合性的简短论析，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中国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和去内卷化的特征和机制，以及其与中国现代工业演变的共通性；而后是治理体系中的官僚主义内卷化及去内卷化。文章进而论析这两大领域间的关联、共通和相互强化。文章指出，要更彻底地去内卷化，中国的出路尤其在更大范围的创新和质变。为此，中国这一强势政党国家，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无为”国家，所起的领导作用乃是一种历史必须，不可或缺。中国可以借助传统和革命经验中的“简约治理”和“第三领域”传统，以及改革期间大规模赋权、赋能予人民，继续探索处于英美“自由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群众路线”之间的人民参与“主义”道路，藉此来释放更多更大的创新能量，形成真正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长远去内卷化的发展道路。

• 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温铁军王茜罗加铃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 宗教、国家与现代性在印度：透视夏巴里马拉争议*

  吴晓黎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经历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现代国家的非西方地区，民族主义都包含了“民族”与“现代”的双重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在紧张：既要维护、复兴民族文化，又要改造它以适应现代的价值观和标准。在一个宗教深植的社会如印度，宗教之物与“民族”之物、“传统”之物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民族追求与现代追求的紧张，通常就变成宗教与现代的紧张。为考察这一双重议程在印度的情状，本文将分析一个宗教习俗争议如何在印度的司法、政治和社会的不同场域展开，由此勾勒出在宗教与现代性议题上，印度国家设置的改革通道及其相关制约因素。

• 国家·边疆·民族

  ,李潇雨

  近代西方体制、概念、知识在20世纪中的进一步舶来使中国的社会情境从以往的“帝国”“家族”向“民族国家”“国民同胞”转变，不同性质的革命实践也导致了国家形态、边疆领土、边地少数族群的意义被重新界定。本文根据摄影师庄学本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所拍摄的系列边疆摄影作品，讨论其摄影经验如何反映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并考察国家转型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又如何导致其摄影发生范式转换。此项研究有助于解析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