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0年第6期

• “烟台经验”的普遍意义

  江宇

  新时代中国农村呼唤新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出“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号召。2017年4月，烟台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开始施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做实党组织对农村经济的全面领导，成为全国首个在全市范围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地方。“烟台经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造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同时，烟台经验也从更大范围回答了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等关系全局的问题，证明了加强党的建设有利于修复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形成新的生产力，让经济发展回归到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展示了党的红色基因以及思想理论建设、选贤任能、群众工作等优良传统，在当前仍然是卓有成效的领导方法。

• 河边扶贫实验：发展主义的实践困惑*

  李小云

  河边扶贫实验是在脱贫攻坚战中采用现代化方式扶贫的一个具体案例，其整体框架是通过在河边村植入一个现代的新业态，从而提升村民的收入水平，摆脱依赖低收入传统农业的生计结构，并最终帮助村民走出贫困陷阱。河边扶贫实验的结果初步显示，一旦采用现代福利的标准，脱贫就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路径依赖。河边扶贫实验对村庄物化改造和对村民收入提升的成效是显著的，现代化路径的扶贫也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系统本身很难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该扶贫实验又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与此同时，河边村村民在“去农化”生计遭遇挑战以后所采取的生计“再农化”，有力地展示了小农的生存韧性。河边扶贫实验遭遇到的恰恰是小农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所长期面临的困惑，这也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赋予乡村扶贫的现实意义。

• 小农户生产的现代性消费遭遇*

  贺聪志,叶敬忠

  消费扶贫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家庭经营的贫困小农户很难被直接纳入。基于在河北省柳村开展的“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本研究呈现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消费扶贫的微观组织过程。研究发现，当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城市消费直接遭遇时，在食物的标准与文化、便利性、供需平衡、互动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连续性，导致消费扶贫在开展和持续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这些不连续性不仅折射出全球性食物体系与地方性食物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张力，也表征了被建构的城市现代性消费与快速变迁的乡村小农生产之间的某些断裂。为此，本文建议消费扶贫应创新纳入贫困小农户直接参与的方式，在技术、市场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相应配套措施和支持。

• 贫困、环境退化与绿色减贫*

  尚静,张和清

  贫困与环境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相应地，减贫与环境保护也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一个华南村庄的案例，分析了农村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助绿色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探寻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实践的策略。面对贫困，围绕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而形成的常规生计方式是农村环境压力的重要来源，持续的环境退化会加剧贫困或造成返贫。如果不加干预，贫困与环境退化的相互作用可能演变为恶性循环。这也表明，我们需要寻找绿色减贫的出路。社会工作推进绿色减贫的实践策略在于以合作生产的方式发展可持续生计，构建绿色消费网络促进城乡公平贸易，以及采取社区为本取向寻求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双向改变。

• 脱贫攻坚实践与中国乡村社会重建*

  陈浩

  从社会学视角认识脱贫攻坚的意义，不能仅局限于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察，还应看到它对乡村社会重建的巨大影响。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单位挂钩帮扶、工作队驻村扶贫等措施，让城市公职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形成了行政权力与村民个体之间新的中间力量；扶贫政策的程序规范要求和民主参与机制，促进了村落社会联结和个体公共意识的重建。在此过程中，基于现实需求的功能性社会整合模式产生，对乡村重建具有深远的影响。

• “中国高尔基”与“政治家”鲁迅

  张武军

  最早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比较的是左翼革命青年，目的是为了批判鲁迅政治上的“落伍”；最早明确称呼鲁迅“中国高尔基”的是国民党右翼文人，暗示鲁迅和“中国”的“二心”。鲁迅逝世后，王明、萧三等中共领导人提出具有鲜明政治姿态的“盖棺论定”——称赞鲁迅为“中国高尔基”。一方面，藉由这一称号整合了左翼内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因两个口号产生的革命与国家话语融合时的分歧；另一方面，这一称号成为对抗国民党官方的强力武器。不过，毛泽东从不谈鲁迅是“中国高尔基”，不少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毛泽东不认可鲁迅是政治家。然而，结合毛泽东《论鲁迅》演讲文本的流变，以及“新中国的圣人”这一称号的社会语境，毛泽东用“孔圣人”称赞鲁迅比“中国高尔基”更有政治指向性，新旧中国、新旧民主主义和作为政治家的鲁迅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系统性。

• 法律职业化视角下的国际争端解决*

  廖雪霞

  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国际争端解决近年来日益活跃。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除了研究国际争端解决中所涉实体和程序问题之外，还应引入法律职业化的视角。国际争端解决有其固有的法律职业化特征，辩证地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远离西方诉讼与仲裁文化的亚洲国家制定可行的参与国际诉讼或仲裁的策略。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国际法院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中的国际职业律师群体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二者比较研究，指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现象，以及国际职业律师群体具有高度专业化、精英化和封闭性的特征。同时，我国周边国家参与国际诉讼的不同职业化模式也能启发我国应对国际诉讼或仲裁的进路选择。

• 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总体倾向和影响机制（2005—2015）*

  李路路,王元超

  本文关注的是2005年—2015年间中国大众社会态度总体倾向的变迁和影响机制。本文建构了一个包括个体、社会和规范三个层次、七个指标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十年间社会态度变迁的趋势，同时分析了这些变迁趋势形成的机制：涓滴效应，即某些特定社会群体较早、较深入地对社会变迁的感知率先引发了社会态度倾向性的变迁，然后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最终导致了总体态度倾向性的变迁。上述结果为人们认识社会态度的变迁趋势和影响机制提供了基础。

• 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及其中国意义*

  宋磊

  后发优势论影响了后进国家的实践，引领了相关研究的发展。但是，后发优势论之中存在双重结构：一重结构是显性的，已经广为人知；另一重结构是隐形的，尚未受到关注。本文借助工业化研究领域三位代表性学者的论述，将后发优势论首倡者格申克龙被忽视的洞见抽象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揭示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表明：成功发挥本土因素的正面影响的后进国家可能在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企业组织形态领域实现重要创新。后发优势论的隐形结构指明了改进中国故事讲述方式的方向，提示了中国实践之中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企业组织形态创新可能存在的领域。

• 房价上涨与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

  ,陈伟,吴晓刚

  本文讨论住房价格上涨是否会影响城镇居民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政府的工作表现以及居民的利益获得感将影响居民对政府的政绩评价。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住房价格一方面关系到政府的工作表现，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居民的切身利益。若住房价格上涨导致居民利益受损，则人们可能会给予地方政府负面的政绩评价。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城镇居民样本四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住房价格上涨将显著降低城镇居民对县市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尽管拥有住房的居民比没有住房的居民给予县市地方政府相对更高的政绩评价，但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在住房价格上涨时，对县市政府的政绩评价都将降低。由此可见，过去数年的住房价格上涨，给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价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 城市里的邻居们*

  鞠熙

  城市中的动物与人类休戚相关，但长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李慰祖的《四大门》是这方面的开先河之作。然而，他及之后的研究者都将“四大门”视为一种民间信仰的形式，将“四大门”动物视为人类宗教世界中的地方性神灵。这与本人在北京田野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并不一致。从20世纪初到今天，北京城的很多居民始终相信，“四大门”动物是人类的邻居，它们有自己的人格、个性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学习而成长（变化），并与人类共享这座城市。正如人类可以理解动物一样，这些动物也能理解人类与世界，并对外界变化做出理性反应。从长时间段来看，这类动物观念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并与萨满教观念显著不同。关于“四大门”的知识不是透向人类社会的窗口，不是为了组织人类群体，呈现社会结构，或者表达人类的某种观念与深层意识，它就是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知识，目的是为了理解动物，与动物相处，最终了解并构建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

• 被送走的“祖先”*

  刘琪,高松

  神、鬼、祖先，历来被认为是汉人民间宗教的核心体系，其中，对于祖先的供奉与崇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祖先对后人的庇佑，被认为是典范意义上人与祖先的关系。本文首先对一场景颇族丧葬仪式进行了细致描述，由此指出其与汉人不同的祖先观，即后人没有对祖先进行供奉的义务，而致力于将其送离人间社会。接着分析了景颇族的两种祖先范畴，即“送得好”的祖先与“咬人”的祖先鬼，并对相关的仪式进行了讨论，同时结合景颇族的起源神话，揭示这样一种祖先观念背后的宇宙观，以及“人”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联系人类学新近的一些讨论，本文试图呈现该个案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