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0年第5期

•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内涵变化与结构转化

  张跃国

  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自信阶段，内涵和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制度建设、体系建构成为突出特点和重大任务。适应新时代这种变化，改革实践在形式和方法上要有质的提升，未来改革的理论逻辑要进一步明晰，在改革理论与实践创造、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制度转型与制度定型如何统一上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要真正达到改革的目的和目标，还需要在主体意义、历史意义、世界意义等维度上对改革进行价值观照。

• 究革命之“道”：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

  李放春

  作为一篇研究札记式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作者将自己关于北方土改与中国革命的探究进路概括为现代性与文明的双重视野。文章前半部分围绕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展开，介绍了矛盾分析、权力分析等研究策略与进路；后半部分转入革命现代性的“中国特点”及其“文明／文化”内涵这一题域，初步梳理了学术史资源，并指出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方向，特别是谱系学方法的运用。立足于历史实践，究现代性与文明之际，致广大而尽精微，才有可能深刻认识中国革命之“道”。

• 从“自由”到“自主”：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与新词语

  丛小平

  本文旨在讨论20世纪中国社会涌现的新词语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并考察这些新词语是如何表达20世纪中国社会运动与革命实践的独特经历的。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和革命实践产生了很多新词语，它们从本土经验中产生，虽然同样具有现代性，却因其本土性与传统的渊源而不能被纳入西方理论的框架，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常被忽视。在对20世纪的两个重要词语——“自由”和“自主”进行语言学和词源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并结合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考察其语义演变和现代转型，作者认为在对社会思想的研究中要重视这些新词语的原生结构和含义，通过讨论这些新词汇语义的获得与转化及其在社会语境与实践中的运用，才能更完整地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潮和观念，以及社会实践对新词语的意义。

• 超越“当家作主”与“扩大民主”*

  李怀印

  改革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就制度设计而言，无论国营企业内部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还是人民来信来访等正式制度的形成，均受到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驱动，即源自共产党革命的激进主义和源自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理性主义。前者强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注重在企业管理中扩大民主。不过，这两种传统背后的话语逻辑，均具有“形式主义”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制度设计和话语逻辑，转移到基层治理制度的运作实践，则会发现真正主导这些制度实际运作的，乃是“实体主义”的治理模式。它所注重的是满足普通工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形式主义逻辑所预设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目标。不同于形式主义视角下对基层治理实践的负面解读，本文对实体治理模式的研究强调普通职工赖以表达自身利益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的有效性。

• 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

  邵六益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具体的工人并不一定具备主人翁的政治素质。如何将工人从被压迫的劳动者塑造成国家的主人，需要在政治实践中锻造主人翁的品格。共和国成立之初，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依旧存在，借助“劳资两利”等政策的宣传与运用，国家重塑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劳动伦理，在私营企业中劳动同样是光荣的服务大局的行为。随着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的进行，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核心矛盾转变为与企业管理者的关系，借助劳动纪律、劳动竞赛等活动塑造了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回答了为什么需要更为努力地劳动等问题。社会主义主人翁不仅意味着私法上的权利，更是公法上的光荣职责。从劳动者到主人翁的政治塑造，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步骤。社会主义主人翁身份背后权利义务的复杂结构，对于今天的很多改革仍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社会科学知识坐标中的“本土化问题”

  郭忠华

  “本土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持久争论的话题。近年来，争论被收拢到“知识的跨情境效度”和“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问题上。“知识的跨情境效度”追问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情境下的效度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科学知识性质的拷问。社会科学知识建立在要素多元化与有限普遍性的基础上，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性质。“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追问在全球社会科学体系中应当如何安置民族社会科学的问题，本质上是对社会科学知识结构的诘问。全球社会科学体系是以民族社会科学为基础而形成的“知识之树”，民族国家对于知识之树的知识供给能力是决定其在知识之树上的地位与权力的关键。只有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这种性质和结构，本土化争论后面的症结性问题才能得到化解。

• 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

  翟学伟

  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并不是社会学心理学化。依照西方社会学的划分，“关系”研究或许处于微观研究层面，但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下，它们既是微观研究，也是宏观研究。本文认为，所谓社会学本土化需要“窄化”，是期待能把本土化的成就限定在“学理性”的范围内，而不是对这一门学科的引进过程，包括各种学术活动、专业规模及服务于社会等进行叙述。社会学即使不本土化也可以在其研究和实践中做很多事情，但不能据此就把本土化的含义加以扩大，而只能限定于知识贡献。虽然社会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现有的学术积累上看，“关系”研究更加凸显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以国际社会科学的研究、引用和评价来看，中国社会学的亮点也更多地聚焦在“关系”方面。当然，社会学本土化的内容不限于此，任何学理性的探讨都值得尝试和鼓励。

• 治国“体要”之争

  张佐

  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呈现出四重争论并各自存在局限，而《宋朝诸臣奏议》这一文本有助于该研究回归历史与观念语境；从此文本可以看出，当时双方争论的深层次问题是“治国之体要”，亦即关于北宋王朝治理体系的政治等级体结构、各层级的行动纲要、核心机制等主要问题的认知差异。在“体要”之争的视角中，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坚持君主与百官在政治等级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断强化各层级的行动纲要；而王安石变法则以“庶政”为中心，将基层社会纳入王朝治理体系的政治等级体结构中，进而改变各层级的行动纲要。“治国之体要”的问题，凸显出双方多重争论的根源是对北宋王朝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不同构想；“体要”之争的研究视角，则有助于我们系统梳理和分析诸项新法政策在北宋王朝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意图与整体意义。

• 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

  周展安

  本文着眼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新评价王莽新政的现象，特别选择蒙文通、吕思勉、钱穆在不同经史脉络中对王莽的重构进行研究。对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汉今文经学思想的实践者；对于吕思勉，王莽是先秦以来批判思想与古文经改制思想的实践者；对于钱穆，王莽是“齐学”和“鲁学”汇合之变法禅贤思想的实践者。在这三位经史学家笔下，传统经史的理想性、中国史自身的活力、革命与古典经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汇集在“王莽”这个符号上。本文将这些问题概括为“王莽问题”，由此分别梳理三位经史学家围绕“王莽”所铺展的知识脉络，挖掘这些知识脉络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内涵，进而展现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于古典经史激进重构的苦心孤诣，以及将古典经史与理想政治相勾连的可能与限度，为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文明与革命”这一课题提供镜鉴。

• “通过土地治理”：发达地区农村土地利用与治理*

  付伟

  本文紧扣浙江省农村“通过土地治理”这一具有典型社会学意义的现象，详细呈现了浙江省农村宅基地治理的历史沿革、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通过土地治理”的具体意涵是基层政府试图通过拆除土地违建，倒逼家庭工业转型，进一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综合治理问题。在乡镇政府结构弱化的情况下，“通过土地治理”采取了综合执法、下乡执法的办法，这个过程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新变化。在土地治理过程中，由于历史因素造成普遍违法，土地执法也只能“通过模糊治理模糊”的方式进行。这背离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初衷，在现实层面也增加了治理成本。

• “科级天花板”：县域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官员晋升问题*

  陈家建,,

  政府组织中，晋升是最核心的激励方式。本文关注县域治理中官员群体的晋升问题。以G县作为样本，通过对近五年来三百多位科级干部晋升情况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县域治理中存在明显的“科级天花板”现象。其主要表现为：科级进入时间早，停留时间长，轮换岗位多，再晋升概率低。“科级天花板”现象，源于政府组织结构、干部下派制度、“干部四化”的管理导向三方面因素在基层的叠加。县域中的科级干部晋升问题，不仅影响政府组织运行，也形塑了基层治理逻辑，造成了晋升机制隐性化、官员群体熟人化等现象。“科级天花板”成因复杂，影响多维，是观察基层治理的重要切入点。

• 家的执着与社会身份的建构*

  齐腾飞,高良敏,景军

  主流叙事中，麻风患者被视作干预帮扶的对象和被动的客体，其主体行动历来缺乏关照。本研究细述云南五个麻风院内麻风患者的生命历程，从非常态的视角审视家庭制度和实践，通过原有家庭、拟制家庭和组建家庭三个维度，分析他们如何利用家庭文化策略，构筑自身秩序。研究发现，麻风患者从未放弃对“正常人”社会身份的追求。在社会结构创设有限的背景下，麻风患者将嵌入社会结构、建构社会身份纳入到家庭策略运用的主体行动当中。在结构与主体的纠葛之中，麻风患者在获取生而为人的尊严的同时，也推动着结构的改变。另外，麻风患者的主体行动，也为更广泛人群抵御结构性无助提供了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