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0年第4期

• 关于新中国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的思考*

  徐俊忠

  新中国的政治文明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新的政治文明。它脉接于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国情，不断形成和完善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并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所充分证明。本文着眼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国”和“治国”的伟大实践，考察新中国政治文明的一系列重要内容的生成、丰富和完善。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意义，在于形成了一套与西方“政党政治”不同的“人民政治”的制度系统和政治文化。自觉抵制和消除自由主义的影响，与坚持、完善和发展“人民政治”，对于中国人民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一样重要。基于“人民政治”立场，本文认为共产党之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在于它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以“政党政治”的概念去界定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是不合适的，也是消极、有害的。

• 进取性的“地方主义”与农民的自我城市化*

  夏循祥

  全面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城市户籍人口的增加，也包括农村户籍人口在经济、日常生活和思维等三个层面与城市生活的连接，即农民的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前后，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原先以水稻为主要产业的一群农民，从无到有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城市中创造了规模巨大的“面点经济”。从最初的零散打工、手工制作到现在的机械化、品牌化和集团化，他们的面点生意逐步提档升级，推动了以早餐制作为主的上下游产业发展，以自身的创造力推动了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化。在这个同乡同业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政策与法规的规管、市场利益的驱动，以及农民对自我概念的捕获，使这群流动的农民形成了有意识的自我城市化。而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和众多个体所形成的“进取的地方主义”，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 流动的手工艺社会：从“同乡同业”到“全域同业”的白族银器村*

  孙九霞,李怡飞

  “同乡同业”中的业态流向一般为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主体也鲜见少数民族。西南边缘地区大理新华村白族的银器业在社会网络的支撑下，完成了“同乡同业—返乡创业—全域同业”闭环性的纵向演化，手艺人实现了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与固着。旅游发展为“同乡同业”从异乡回归原乡提供了驱动力，而网络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全球化为“同乡同业”突破地域边界及边缘困境提供了重要条件。新华村的“全域同业”是人、乡、业融合性的乡村发展模式，是一种“乡村主导的本土现代性”，既实现了对核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社会等二元结构的背反，又走向了乡村振兴的自我实现，是反向“空心化”的新版本。

• 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

  季中扬,张娜

  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聚集性发展离不开“乡土空间”。它们往往先在某个地方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在地同业”现象，然后利用血缘、地缘等人际关系网络，在外发展商业销售，以“在外同行”的形式大力拓展经营空间。传统手工艺这种同乡同业模式以“在地”与“在外”的互动发展为突出特点，“在地”与“在外”之间有着主从关系，其实是“前店后院”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在外”拓展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地方，而不是带走地方资源“在外”发展。这种同乡同业模式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对于系统解决当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人才、文化等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

• 市场化关系嵌入中的“义尽利散”与“互惠共赢”*

  沈毅,李叶

  本文以典型案例研究为基础，厘清了某农贸公司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及其两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合作之结果：义利紧张失衡的“义尽利散”与义利转化融合的“互惠共赢”。第一个阶段，核心血缘的亲兄妹关系虽然前期合作较为和谐，但施恩自居式的 “恩义负欠关系”认知，往往使得一方产生较高的“关系回报”预期，由此加剧的义利紧张失衡最终导致了关系破裂与合作失败的“义尽利散”。第二个阶段，相对疏远的表亲关系由雇佣关系发展成为生意上的合伙人，两者之间原有关系基础的“情义期待”预期较低，双向尽力付出更多的“情分”反而可能发展为义利融合的感恩互惠式“深度感情关系”。因此，双方动态交往过程之中相互的“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的认知匹配与义利判定，往往是影响市场化合作关系进退及其经营后果的核心机制。

• 妖怪的诞生*

  刘宗迪

  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中的妖怪观念源远流长。本来意义上的妖、怪，往往跟灾异联系在一起，指的是一些会引发灾难性后果的怪异事物和反常现象。《山海经》中记载了数十种一旦出现就会发生天灾人祸的灵异性动物，即体现了此种原初的妖怪观念。《山海经》的此类灵异记载，是先民在长期防灾救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反映了动物行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生态相关性。但这种知识一旦脱离其经验基础，被纳入天人感应和灾异学说的语境，与之相关的动物即被赋予超出其自然本性的神通，从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妖怪。

• “愚民”与“不可使知”之间

  练亚坤

  《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章在清末民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愚民的问题上。有关此章是否愚民的讨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出现，并在20世纪初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试图为此章进行辩护。然而，这些辩护并未止息这场论争，相反，从清末至民初，围绕此章的争议已经延伸到孔子以及儒家是否愚民的问题。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是，这场论争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由“不可使知”引出的儒家是否为宗教的问题。“愚民”和“非宗教”是近代儒家面临的两大质疑，而同时出现在围绕“民可使由之”章的论争中，透过这场论争，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儒家在“教化”与“宗教”问题上的双重困境。

• 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

  黄宗智

  今天，在笔者最初提出“内卷化”概念的35年之后，重访此课题，为的是更清晰简约地说明这个现象和小农经济理论的关联，同时，加上笔者关于中国农业经过近几十年的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过程之后所凸显的演变机制和理论逻辑的研究。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乃是全球存在最长久和最大的小农经济体，也是“内卷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而其新近的演变，包括“去内卷化”，又是最突出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实例，足可更明晰地说明其中的原理和演变机制，并澄清其与西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经济历史经验的不同。更有进者，小农经济，不仅在中国也在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乃是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大规模兴起的 “非正规经济”——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劳动者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来源，其从业人员数量如今已经达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城镇劳动力数量的一半到四分之三以上。非正规经济也和“小农经济”以及“内卷化”和“去内卷化”演变直接关联。目前，中国这方面的未来走向既充满疑问又充满希望。

• 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边燕杰,郭小弦,李晓光

  社会资本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进程而发生变化。基于跨度15年的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作者建构了我国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动态模型，获得下列实证发现：第一，1999年—2014年期间，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总量随市场化进程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第二，围绕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出现下降趋势，围绕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则明显上升；第三，市场化可以从经济、科技、社会等维度加强人们的社会交往，由此推动社会资本存量的稳定上升；第四，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上升速度快于体制内就业人员，社会资本存量前者反超后者。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我国社会关系变迁和加强社会治理，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进城购房、城乡延展与乡村“溶解”

  董磊明,张徐丽晶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农民家庭综合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多方面考量的积极实践过程。农民家庭的购房行为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由当前积蓄与未来经济预期主导，还受制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传统村庄社会、农民家庭内部特征三层结构间复杂的互动。这是转型时期农民家庭行为选择的一般机制。这种机制下，在就业机会充足的就近城镇化地区，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得以产生，乡村社会逐渐“溶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温和演变的自主城镇化类型。

• 国家城市：转型城市风险的制度性起源*

  何艳玲,赵俊源

  解释城市风险的形成，必须将城市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制度情境中。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不断改变城市属性，实现了国家治理目标的转型。在工业化时期，城市是有别于乡村的工业生产区域；在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时期，城市是集聚和消费的场所；在后市场化时代，城市则成为资本“扩增器”。国家治理目标与城市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国家城市。尽管国家城市为工业增长、市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但也导致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无法匹配城市属性变化，由此产生了城市风险。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化进程，在本质上凸显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与复杂化社会过程在空间中的嬗变、更替与演进。国家城市的概念提出，意味着城市风险是转型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在城市中的呈现，城市本身的属性又加深了这种矛盾。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在于，每个人在不同的层面而言都可能是城市的弱者，而不同层面的弱者需求则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底线。

• 民众主义与世界民俗学的浮沉*

  ,张青仁

  在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对底层民众直接的、非正式动员的民众主义思潮出现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各地。作为底层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受到民众主义者的青睐，由此促成了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兴起。内生于民众主义者的建构性与反建构性的矛盾，铸就了民俗学建构性和本真性的张力关系。民众主义支配着民俗学的发展轨迹，甚至对其产生了污名化的影响，造成民俗学危机的出现。我们应当吸收“日常生活”概念中的权力与批判意识，确立民俗作为日常生活边缘性的文化生产实践的内涵，以日常生活的概念解构民众主义的支配，形成民俗学批判与反思的自觉，进而将日常生活转变为美好生活的来源和消除区隔的良善资源，以此重建民俗学的学术根基。

• 路、国家与鄂伦春社会文化变迁*

  张雨男

  中国鄂伦春人的社会变迁与路的修建密切相关。鄂伦春人传统生活中的路是一种有其自身规则的观念性道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大兴安岭开发，国家开始了当地的公路和铁路建设。在道路修建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等多重影响下，“路”的性质在鄂伦春人的生活中渐从观念转为实体。新的道路及其背后的国家和现代性力量，影响着鄂伦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道路及其带来的影响使得鄂伦春原有的生计和生活方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如何协调和理顺发展与原有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鄂伦春社会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