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20年第1期

• 从六大维度全面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李捷

  本文从六个维度着重探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回答当今的“世界之问”与“中国之问”的。一是从世界变局维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为正在强起来的中国与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思想。二是从新时代维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产生于新时代又开创新时代的行动指南。三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维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中华民族强起来的科学指导。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构成了另外三个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说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 建立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从实质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缺点谈起*

  黄宗智

  我们对待所有现有理论的基本态度，是把它们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相对千变万化的实际而言，理论只可能是片面的或局部的，不可能是普适的，只可能是随真实世界的演变而相应变化，不可能是给定的永恒真理。学术可以，也应该借助不同流派的现有理论来协助我们认识实际，来推进我们对实际的概括，但绝对不应该像高度科学主义化的主流西方理论那样用来表达虚构的普世规律，或对真实世界实际片面化和理想化。真正求真的学术是根据精准的经验研究，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取舍、对话、改造和推进，来建立带有经验界限的、行之有效的、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再返回到经验／实践世界中去检验。如此的学术，探索的应该是由求真和崇高的道德价值动机出发的问题，不该局限于如今流行的比较庸俗和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研究方法或其所谓的“问题意识”。这才是这里提倡的“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含义。

• 关于制约当代民族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反思*

  ,谭同学

  我国民族研究曾深受“阶级分析法”和“民族识别”的影响。这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成效。不过，“阶级分析法”被教条化后，严重制约了民族研究。其后，“文化解释法”被广泛用于民族研究，也不乏成效。但是，民族研究因过于倚重此法，无法全面涵盖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转型的实践经验，陷入了新的制约。由此，在新时期，以透视实践经验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视角，应是民族研究值得探索的方向。

• 再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争*

  高原

  笔者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争这一古老论题出发，阐明了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思想在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是建立细节完全刻画的“全模型”，并指出其背后的理念不在于建立普遍规律，而在于形成可以用以启发人们理解经验世界的辅助性认知手段。在澄清全模型方法认识论价值的同时，本文也指出其应用重点不在于形成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而在于针对局域的经验事实，建立具有确定经验限定意涵的模型化推论，以阐明经验事实背后不易被单纯质性研究阐发的机制。当代经济学方法论显示的这一发展，可以被称为“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实质主义化”，对这一趋势的把握有助于揭示主流经济学独特的认识论价值。

• 追寻正义：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危机与出路*

  余成峰

  与经典社会理论的分析不同，法治实践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悖论特征，在劳动法、财产法、合同法、金融法、公司法和环境法等领域，形成了一种内外有别，呈现身份和产权差序化格局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形式主义或实体主义理论都不能完整把握其性质。中国法律社会学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某派学说或者盲目坚持本土主义、实践主义的学术路径。要对改革时期中国的法治运动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形成的特殊结构与悖论逻辑，在社会理论层面展开更为切实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正义和规范层面对法治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批判、反思和引导，这将是未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突破学术困境、探索新路的关键。

• 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

  马戎

  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触及一个重要议题，即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是“造民族”还是“造国民”。其所涉1929年黎光明“造国民”与1933年芮逸夫等人“造民族”活动的历史，值得再作深入探讨。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运用西方民族学知识在中国边疆地区识别不同群体的“造民族”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但“民族”意识被催生后所带来的离心力无法忽视；在各族民众中构建国家认同，“造国民”是一条艰辛、漫长、曲折，却仍然必行的道路。

• 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65）

  常安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过程中，通过社会主义宗旨所要求的贯彻群众路线、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成功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直接沟通；通过让各族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改善民生福祉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举措，形塑起各族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认同；通过民族平等之制度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制度性组织模式，以及相关具体实践途径，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在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人民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基础之上，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地将国家内部的不同民族凝聚成为具备有机整体结构的“中国人民”，呈现为一种促进沟通、赢得认同、实现团结、巩固统一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实现清末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建设质的飞跃的制度要义，恰在于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根本制度。

• “枫桥经验”何以长青？*

  卜清平

  通过典型治理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治理传统。本文以“枫桥经验”为例，从政治机会结构、经验禀赋与政府运作三个维度考察其五十多年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枫桥经验”之所以长青，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实践上下配合的产物，也是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经验禀赋和政治机会结构内外互构的结果，加之，中间桥梁机制为经验的复活和翻新提供有效支撑，“枫桥经验”实现了从阶级斗争经验向人民内部矛盾经验的转变，也实现了从社会治安经验、维稳经验向社会治理经验的继替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

• 赛博格人类学：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

  阮云星,高英策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赛博格之概念，为中国文化人类学提起一种虽有关联但不同于互联网人类学等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信息社会人之主体性重构的范式转换的人类学研究。“赛博格”意译为“控制论有机体”，最早是针对宇航员太空生存问题而提出的技术概念，后经挪用而成为一个本体论隐喻。在原理上，赛博格模糊人机二分边界并引发人之主体性反思的根源来自于控制论，即将人理解为信息收发处理终端或信息网络节点。在呈现上，赛博格多呈现为人与物组装拼接而形成的开放结点及联通网络。赛博格隐喻射程之功直至关涉智识生产的范式转换，本文提起中国语境的全球赛博格人类学议题，试述当代赛博格人类学范式之人机主体性的本体论思考与知识论、方法论探索，以及自觉于此的信息化时代之新范式民族志研究。

• 大数据与监视型资本主义

  陈本皓

  本文首先介绍了监视型资本主义的概念，描述信息时代的资本是如何通过收集个人数据，无视私隐，筛选用户，在不受法律监控的情况下进行帝国式扩展的。进而，本文提出数据的附身性和数码资本错位这两个特征，用以分析技术如何在数据收集和应用上激活数据的私人财产属性，以及资本如何利用价值错位和技术优势去诱使用户参与这一资本增值的进程。数据的附身性揭示了个体如何被卷入大数据时代的生产关系，数码资本错位揭示了资本具体实现监视型资本主义的技术。这两个概念将完善监视型资本主义这一理论体系，进一步展现这个时代隐蔽的不平等状况。

• 缅甸的女儿：跨境女性移工在瑞丽的汇款实践与情感连接*

  陈雪

  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是一种特殊的迁徙形式。本文聚焦缅甸女性移工作为原生家庭女儿的身份，考察她们在中国边城瑞丽的汇款实践，发现具有政策弹性和地理连接性的边境空间，为其提供了在地与跨国资源，使未婚与已婚女性都与留守家庭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往来，构成独特的汇款图景。汇款使低收入女性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她们借助跨国的原乡社会、族群、亲属和家庭网络，以及便利的出入境行动来应对日常困境，并通过手机联络家人，获取情感支持。伴随汇款的生产与传递，还产生了边境社会的多维互动，连接着跨境女性与原乡社会、在地移民群体，以及当地中国人，促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交流。透过汇款，不仅可以认识跨境女性在跨国社会中的贡献，更能观察到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给毗邻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

• 论社会进步的标准

  潘维

  社会进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自然逻辑，而非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会文明”的最初门槛，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放弃而今流行的各种“两分”标准，着眼于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兴衰，作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两个前提是：先进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国防的强大程度。三大标尺是：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以及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可用三个要素证伪上述理论：能否粘合精英与平民，给较大规模的国家提供较强内聚力；能否对国外群体产生较强吸引力；能否为技术与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