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6期

• 作为历史中心的东北欧亚：理解东北兴衰的一种视角

  宋念申

  本文采用长时段视角考察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历史，将这个边缘地带看作欧亚大陆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区域，并探讨其独立于周边国家的内在历史动力。该地区的丰富历史遗产不应被任何一个当代民族国家垄断，相反，我们应该在广阔的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脉络中，恢复本地区的地方能动性。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数个王朝及帝国兴起于此地，使其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边疆地区在19—20世纪直接刺激了周边社会的民族和国家建设进程，成为域内国家走向“现代”的试验场。后冷战时代，日本、中国、朝鲜、韩国及俄罗斯都开始重新认识这个多边边疆的地缘重要性。只有深刻认知东北欧亚的内在历史发展轨迹和结构，才能理解该地区的社会生态结构，也才能认识到单纯以经济为指标、市场为导向的边疆建设，其问题何在。

•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东北工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

  谢雯

  本文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单位制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东北的社会变迁。本文首先指出以理想型为主的单位制研究的局限性，强调单位制内部的异质性，单位制社会形态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性，以及渐进式改革在历史时间上的不均匀性。受经济发展史影响，东北地区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形成了一个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经济社会中心的“工业单位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下，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在这一地区产生了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原本作为地方经济中心的大中型企业解体后，地方政府重塑经济真空，权力增强，产生了一个两极分化的就业结构，加强了“关系”的重要性，也导致了大量年轻人的流失。市场化改革没能使东北社会从曾经的单位制社会转变为以市场契约精神为主导的市场社会，反而转变成了熟人网络社会。

• 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

  刘岩

  聚焦现代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讨论区域整体，是现代东北研究的常规视角。以克服该视角导致的本质主义叙事为目的，本文尝试从历史化边缘切入东北区域的形成、变迁及其现代性问题。所谓历史化边缘，具体指的是塑造开原老城这一当下边缘空间的历史过程。梳理从古代边疆要冲开原城到现代边缘镇街老城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开原老城因为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而丧失自己的传统优势的时刻，正是东北作为现代区域形成和作为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而崛起的时刻。另一方面，老城的衰败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其工业废墟铭刻着它在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改变衰败命运的历史可能性。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意义，不在于区域自身的发展成就，而在于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另类现代性逻辑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老城当下的凋敝空间实际上是两种“现代”的历史铭文，一是塑造了工业化东北的主流现代历史趋势，一是使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的另类现代性。

• 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

  田毅鹏,康雯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对社会转型变迁背景下地域社会变动的研究和命题概括，权威媒体、政界和学界循着“现象逻辑”对东北地域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持续性的跟踪研究和政策干预，先后提出了 “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新东北现象”等命题，较为深刻地揭示出30年间东北地域经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问题实质，描绘出东北现象的发生及其“问题化”的过程。当然，面对复杂的地域发展困境，某些观点也出现了一定的认识偏差。在思考“东北现象”生成机理，探寻东北地域振兴之道的过程中，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东北振兴的目标不是恢复如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经济中心地位，而是将东北的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并嵌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在改革、创新、调整的基础之上，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别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 超越社会科学的“中西二分”*

  梁永佳

  本文以当代中国学界若干影响较大的主张为例，讨论“中国中心主义”学术转向的一个倾向。具体地说，这次转向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抱有甚至主动强化“中西二分”元叙事。在该叙事的笼罩下，回归中国学术传统的意义不是与现有知识进行讨论，而是将之排斥为不适用于中国的“西方理论”。但是，回归传统的研究过于关注中国社会，出现“非中即西”的简化倾向，迥异于现有社会科学的普遍性追求。复兴中国学术传统固然是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关键，但如果不能超越“中西二分”元叙事，则会伤害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重视中西之外的思想与社会，以克服“中西二分”的元叙事。

• 家国关系新论*

  王松磊,马华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异构的，中国的家国关系是家国同构的。通过对家国关系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中西方都存在家国关系的异构或同构现象。中西方语境中“家”和“国”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西方家国关系论主要关注血缘亲属关系的家庭私领域与政治国家公领域的区别与分离问题。而在传统中国，“家”与“国”的含义比较复杂而且变化较大，家国关系远不只是私领域与公领域的简单关系。家国同构论以血缘宗法、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为基础，强调家庭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内在一致性。在现代中国，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家”与“国”的功能和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关系及其理论逐渐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应当以契约法治、个人权利和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为依据，构建新型家国关系及理论。

• 以人民为中心的双重代表模式*

  谭安奎,张旭斌

  人民与代表在政治理论与政治修辞中常常紧密关联，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均宣称它们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但人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尚缺乏足够清晰的理论说明，这严重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政治秩序与政治代表过程的理解。从人民与代表概念的学术和日常语境来看，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实际上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与代表关联在一起的：其一，人民以代表者的身份代表着分散的民众；其二，人民又作为被代表者被其代理人以“代行为”的方式所代表。我们可以由此阐明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双重代表模式。该模式借助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所具有的公共性，为调和传统政治代表模式尤其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中利益代表与意志代表的持久冲突提供了新的思路。

• 文明、进步与训政：孙中山训政思想与美帝的菲律宾经验*

  吴双

  现有对“训政”的研究普遍预设了一个专制的前现代中国与一个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西方，以及中国应当并最终会过渡到西方政治模式的线性进步史观，于是我们得到一种“中国／专制-西方／共和民主”的二元对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训政”被视为西方理想政治模式对中国现实的妥协，因而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然而，这种二元对立框架是对中国和西方的双重简化，乃至扭曲。西方列强的政治模式往往建立在严格的“内外”之分的基础上，民主共和仅限于其本土，对殖民地则往往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列强为这种内外之分辩护的话语，则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非常流行的“文明与进步论”。列强建构殖民帝国的实践和话语论述，对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美国殖民菲律宾，在孙中山的训政论述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

• “混合型”科层组织的运作机制*

  吕德文

  政府机构中广泛存在的临时工是一个制度化了的行政现象。临时工与正式人员的并存共生塑造了“混合型”科层组织形态。本文运用行政调适性视角对B县巡防大队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B县巡防大队兼具自我保护与环境亲和力的双重功能，这得益于三个机制：第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双层结构及其实际运作方式，塑造了具有选择性的组织内部结构；第二，半正式行政主导的街头事务分类处置机制，为政府行为提供了策略选择；第三，临时工边界扩展行为援引了多重合法性资源，有利于政府机构在地方治理体系中获得稳定的组织地位。因此，临时工得以存在，是因为“混合型”科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临时工滥权现象，并为行政调适性提供了组织基础。

• “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

  张士闪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大致经历了从“借礼行俗”到“以俗入礼”的过程。借礼行俗，是指村民自觉地将地方传统贴近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礼化之俗”以获得合法性；以俗入礼，则指国家通过对地方传统的甄别、遴选与调整，给予不同层级的名誉和资助，使之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系统之中。二者发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操持方式各异，但均可视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延续。院夼村谷雨祭海节游走于地方之俗与国家之礼之间，是渔民因应国家历史进程，基于生计、信仰和民俗传统而发生的时移世易之变，其社区调谐功能与自身调适机制值得关注，庶可借此推进对中国“社会性”的理解。

• 道路、聚落与空间正义：对大丽高速公路及其节点九河的人类学研究*

  朱凌飞,胡为佳

  道路与聚落是两种互为主体的空间形式，古道、国道、高速公路等不同的道路景观与乡村聚落相互融嵌、连接、区隔的关系，使空间正义的问题表现出历时性的特征。在大（理）丽（江）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国家、地方、个体表达出不同的话语、诉求和行动，对空间正义或空间非正义作出反应。丽江九河人在面对大丽高速所带来的暂时性的空间非正义时，以抗争、参与、调适的方式寻求空间正义，在乡村聚落道路景观的重构过程中生产出新的地方主体性。从空间正义的视域对道路与聚落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将引导我们对乡村与城市、传统性与现代性、地方化与全球化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

• 身份、秩序与国家

  黄向春

  本文以闽江下游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围绕“水上人”的身份问题所发生的政治进程为背景，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如何在“地方”和“日常”的层面展开，并如何“嵌入”到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情感、观念以及行动方式的视角下，来讨论地方性、族群性与国家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某些特征。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在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水上人”既是被“公民”“阶级”“民族”等现代政治范畴重新定义的对象，也是在被卷入到地方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表现出其主体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大历史变革中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和对地方性的“身份-秩序”结构的集体意识，折射出新的制度化过程与传统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感和流动性发生的碰撞、互动和妥协，并深刻反映出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从“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特征和内在张力。

• 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

  董思思

  本文讨论的是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传统知识的传承问题。在这一时期，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一方面在国民教育中推行新课本，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旧书”的流通，试图借此改造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一些经济模式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其日常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传统经验运作，也因此，承载着传统知识的“旧书”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保存。本研究的主要受访者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作为回乡知青，他们出于生计考虑，加之国家医疗政策的推动，选择成为赤脚医生。在对医书与其他“旧书”的接触中，他们习得乡村社会的传统知识，并在经济因素和乡村日常生活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在后集体化时期不约而同地成为仪式专家，以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