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5期

• 文明史视野中的70年

  谢茂松,牟坚

  新中国的70年，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全球化视野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遗产 ，包括“战争”与“革命”的“现代性”，对于“革命”的“抽象继承法”，即自我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举国体制的原则性与高度弹性，包括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后者意味着国家治理进入精细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汇通，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明根源和长久之道；四是“新时代”之“新”，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将重新领先于世界。

• 新中国70年：政府治理的突出成就与成功之道*

  唐亚林

  通过国内外关于治理内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基于国家整体性视角的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性治理范式。基于共有价值观与制度建构结合的价值-制度全新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政府治理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公共性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责任性与问责制、专业性与公务员制度、科学性与民主集中制、法制性与法治政府、技术性与电子政府六大方面；其成功之道在于建构基于发展绩效的党政关系运作一体化，基于发展动力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边界清晰化以及基于发展活力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事权责任规范化三大运作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经验，昭示着集服务型政府与发展型政府于一身，融行政职责优化与行政权力制约于一体，汇现代政府治理体制与党兴国体制于一境的新型政府治理形态图景的全面展现。

• 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

  李怀印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总体来看，具有与东亚“四小龙”的战后经济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特征。后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为起点，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具有同时代的东亚“四小龙”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庇护下及其所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所享有的独特条件，其“国家工业化”战略追求的是由“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所体现的具有自我持续能力并且部门齐全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在工业制造能力、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研究者所习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企业和农业集体组织的微观管理和生产效率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以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来加以解释。

• “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

  易莲媛

  晚近十余年关于“群众科学”的研究超越了“文革”之后围绕该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失败叙事”及技术中心主义倾向，从技术政治视角重新审视其对政治优先性的强调和对平等主义的允诺。该学术转向的发生，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本身促使学者重新思考这段历史的意义，也是因为研究者从中发现了一条比建制化、专业化的科学技术更能明显地揭示科学技术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关系及其政治面向的道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中，“群众科学”从“尊严政治”，“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塑造革命身体及巩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支配等方面广泛参与了社会主义政治主体和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对它的深入思考不仅有助于清除某种意识形态的遮蔽，丰富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认识，还有助于在当下这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中理解围绕科学技术领域展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斗争。

• 西方视野下中国改革“本土性”与“同一性”之争*

  刘梦岳

  中国40年来改革的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对于海外学者而言，他们不仅惊诧于中国的成功，更惊诧于其改革独特的路径。因此，他们分析中国改革，不仅注重对其成功经验的分析，更注重对其特殊经验的解释。本文从制度、文化与社会关系三个方面梳理了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并从中剖析有关“中国经验本土性”与“现代经济同一性”的争论。从中可以发现，海外学者或是直接将中国本土经验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中，或是仅仅承认“中国特色”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都是将中国改革的特殊性解构、重组，并融入西方理论。只有首先形成一套关于中国经验完备的、系统的知识，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之间的有效对话。

• 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

  李河

  近年来“民族哲学”成为一些原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哲学论坛上的热词。本文试图澄清，人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民族哲学”？循着这个问题线索，本文区分了“民族哲学”概念的政治学含义和人类学含义，展示了“哲学”的单数性含义与复数性含义的差别。本文认为，“民族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个哲学政治学用语，其焦点意识集中在“民族”而不是“哲学”。进而言之，“民族哲学”概念是个与发展程度相关的无解的问题，它是部分“后发国家”思想群体的身份符号，是个“既必要又多余”的概念。

• 章太炎的“公理”批判与“成就感情”

  马永康

  面对近代兴起的“公理”言说，章太炎不仅罕言“公理”，而且受“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排满”、废弃汉语等系列社会政治主张的触动，撰写《四惑论》，将“公理”放在首位进行强烈批判，意图清理此派科学-“公理”-革命言说模式的理论基础。他有针对性地选取跟此派相关的“与社会相扶助”“隐遁”“自裁”等问题作剖析，指出“公理”言说实际是以个人的主张来冒充“公理”，在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方面更甚于传统的天理。为此，他提出用“齐物”思想来救偏。他主持《民报》时将“成就感情”作为言说核心，落实了“齐物”思想，既避免了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又能统一人心。虽然收效缓慢，为当时革命派所不满，但对于当今价值多元的社会或许不无借鉴意义。

• 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

  殷之光

  本文透过赫尔曼·梅里维尔、约翰·希里、休·爱德华·伊格尔顿和雷金纳德·库普兰的帝国史书写，着重讨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帝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并试图从帝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中透视这一“帝国世界观”的构成问题。本文希望将帝国史脉络中展现的那种对于帝国秩序普遍性的信心重新历史化，并将帝国史作为一种从帝国扩张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论来理解。本文希望表明，帝国的世界论述及其普遍性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同时代世界秩序及其原理的宏大解释欲望上，更体现在它整理、裁剪、编织乃至神化过往时间的历史主义冲动之中，以及基于这种历史主义而倒推出的“帝国理性”及其对预测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能力的非凡信心之中，而这种秩序观的核心是种族中心主义的。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土改房屋分配及其变迁研究

  胡英泽,冯希

  土改时期的果实分配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但对土改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问题，很少关注房屋分配及其变化。土改之前，农村房屋的占有不平等，经过土改，地主、富农的部分房屋分配给无房、少房的贫雇农，初始分配之后，有的贫雇农长期居住在所分配的房屋中，有的则被地主、富农通过合法买卖、合情合“礼”的习俗，甚至借助非法手段重新获得，其中糅合了乡村传统实践逻辑，革命话语下的“反攻倒算”等复杂因素，研究房屋初始分配及其变迁过程，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整体性把握土改对乡村社会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

  谭同学

  将“大集体”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置于包含“上下”“内外”“前后”的长时段历史视野审视，不难发现“大集体”之所以来得如此急切，主要并非个人原因或照抄苏联模式，而是“被迫赶超”所致。基于“儒式小农”特性，农民与之未有大规模公开冲突，但潜在地具有深层矛盾。“被迫赶超”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后国家放权，与“儒式小农”惯习同时发生作用，终结了“大集体”。但是，“分田到户”前后农业产出激增，既非农村经济面临“崩溃”而“一包就灵”，也非“产权明晰”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结果，而是与“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及良种、化肥、农药的“反哺”密切相关。

• 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与非农就业*

  ,郑冰岛,顾燕峰

  基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本文考察农村制度变迁背景下的非农就业，发现其发展与国家政策走向关系紧密。从分配角度看，男性在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集中在“文革”及80年代初，而教育在各个时期都显著提高了农民获得非农职业的概率。家庭出身只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影响农民的非农化；基于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筛选在非农机会稀缺的年代更为凸显；权力的影响则在改革前后一直延续。总体来看，国家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大幅降低了非农职业的代际传承性。

• 景颇鬼鸡是什么味道？ *

  张文义

  景颇鬼鸡是辣的、酸的，普通人都能尝出来，但对生活在中缅边境的景颇人而言，它不仅是舌头感知到的酸和辣。鬼鸡是性别和年龄分化的标志，也是人神的分界和连接。同一道菜，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做法，带进不同的人、多样的想象和微妙的气氛，人因之快乐、痛苦、迷茫，或分裂。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吃进思想。本研究结合认知人类学和神经科学对感觉的研究，以及医学人类学对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合一的研究，借助体知和地方生物学两个概念，探讨为什么同是鬼鸡，景颇人吃进一个世界的想象，非景颇人却吃进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为什么让吃有味的，是想象、期待和信仰。想知道景颇鬼鸡是什么味道，先理解吃鬼鸡的是什么人。

• 制度与生活：海洋秩序的渔民实践

  王利兵

  当前学界对于海洋秩序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国家主义的话语层面，认为海洋秩序是民族国家制度实践下的产物，忽视了渔民实践中的海洋秩序构建及其重要性。渔民实践中的海洋秩序主要表现在渔民群体日常生活的诸方面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知识和规则，充分体现了渔民自身的能动性以及海洋的自由流动性，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秩序生成。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的推进，制度逐渐侵入和征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渔民实践中的海洋秩序逐步式微。面对外部的冲击和挑战，渔业社区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机制通常会表现出一种对于外来事物的整合、吸收甚至超越的能力，而渔民亦会竭力维护传统。不过渔民并非一味地拒斥民族国家和现代性而坚守传统不变，有时他们也会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策略性地周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