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4期

• 再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迈克尔·曼,,

  赵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来，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且于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年度杰出专著奖。本刊曾于2016年发表王正绪、郦菁、殷之光对《儒法国家》一书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此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继邀请八位国际知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殊为难得的是，八位学者中既有对该书理论影响甚巨的迈克尔·曼，也有作者的恩师约翰·霍尔，还有某种意义上该书的“论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国斌。这些评论者有着迥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儒法国家》的整体理论和具体论述展开讨论，而赵鼎新亦撰文回应，进一步阐释了其方法论的要义所在。鉴于这组书评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八篇书评译稿缀为一篇，并将赵鼎新的回应文章置于其后，希望这场争鸣与交锋能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文章有关中国历史朝代的起止时间均以《儒法国家》一书为依据。

• 《儒法国家》与基于理想类型集的理论构建

  赵鼎新

  本文旨在对八位欧美历史社会学界领军学者对拙作《儒法国家》的评论作出两点回应：第一点关乎我书中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第二点关乎我对为什么高度商业化的明清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作出的回答。通过这两点回应，我想阐明两个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一个是理想类型集概念，以及以理想类型集为基础的演绎在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第二个是历史比较背后的三个方法论问题。本文还想强调拙作中的一个关键论点：历史是累积性发展的，而不是进步的。

• 代际传递与党部再起：浙江平阳乡绅与国民党“党治”的推行（1926—1928）*

  王才友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的叙述脉络内，我们对基层中共党组织发展史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而对国民党基层党部建立过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本文从地方乡绅“代际传递”的视角来考察1927年前后国民党县党部再起和“党治”推行的复杂性。从浙江省平阳县党部再起的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乡绅早在清末民初就亲身组织、加入或通过代际传递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并以团练、“政党”、学堂和议会等不同标签与县署进行分权。北伐军兴后，乡绅权势虽受到较大冲击，然党国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乡绅依然有机会共享对地方社会的管理权，只不过当事者由官绅两方变成了党、政、绅三足鼎立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党部依赖绅权发展党权，乡绅借助党权分割地方利益，对于县政府来说，如何处理与党部及乡绅的关系，确是一大难题。

• 从“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兵员问题*

  王龙飞

  征兵历来就是一大难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特别是在日军连续发动“扫荡”和“清剿”的形势下，根据地的处境持续恶化，本已有限的人力资源日益枯竭，动员参军的难度不断加大。面对尖锐的供需矛盾，扩兵中还要求坚持自愿原则。在这种不利形势下，中共军事力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大幅增长，数万偏师在短短几年内即成长为百万大军。究其缘由，介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对这种逆势大发展有重要贡献。民兵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众和军队，军队生长于民众，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社会亦能持续生长出力量来。在不能推行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由“民”到“兵”的“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同时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

• 清代绅权的二重支配*

  张佩国

  清代“绅权”在善举、词讼、钱粮、商业经营等场境，均占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孝道”意识形态也赋予士绅在宗祠祭祀、庙会及会馆祭神等所谓分散性宗教活动中的文化领导权。在此，绅士颇具皇帝和官僚“告解神父”式的卡里斯玛权威，绅权实现了家产制与卡里斯玛的二重支配。在家产贡赋制和小资本主义的“二重生产方式”中，商人通过捐功名跻身士绅阶层，可以更多地分沾帝国“贡赋”，行善的家族道德资本化策略，也必须屈从于善举徭役化的帝国贡赋逻辑。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士绅赢得文化领导权，获取收入，恰恰成为地方善举社会再生产的题中应有之义。民间意识形态不仅为绅权支配提供象征资本，也使之形成一种社会基本联结。在这样一种社会本体论中，清代绅权的诸种“背离”现象，均可得到更加灵活而彻底的解释。

• 儒法传统与“关系信任”的指向*

  沈毅

  儒家伦理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特殊主义的差序式“关系信任”的根源。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传统来看，儒家伦理始终具有“推己及人”的社会信任建构作用，而法家功利主义传统则对某种缺乏信任的人际关系建构起到了核心作用。“大传统”的儒法张力反映在“小传统”的人际交往实践中，分别形成了附着于儒家伦理的以紧密性“情义”嵌入及“关系信任”为核心指向的“深度感情关系”，以及在法家思维作用下生成的某种缺乏信任而以纯粹利益为导向的“功利交换关系”。此外，现阶段互动较少而曾经单向受恩的“恩义负欠关系”与双向弱嵌入的“普通人缘关系”，则受到儒家伦理与道家思维的潜在作用。以深度人伦嵌入的“关系信任”为核心基础的“关系共同体”，对中国市场经济之中民营企业的充分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应该是儒家伦理在当今社会的生命力之所在。

• 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联俄”*

  李杨

  胡汉民访莫斯科期间，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此举似已逾越孙中山“联俄”既定方针，被党内人士批评甚至斥责“有罪”。当申请被莫斯科婉拒后，胡汉民开始“远俄”，甚至渐行渐远。本文试图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角度，梳理胡汉民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来龙去脉，从中探究胡汉民的真实意图和目的，并对胡汉民遭拒后走上“拒俄”到“反俄”之路做一延伸评论。

• 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构建

  刘民权,张玲玉

  生活方式是当人们生活在特定的资源环境约束下，根据一定技术条件和价值取向，为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而做出的消费行为的总和。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相互联系，但并不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人们在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影响。通过分析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因素、国家间物质禀赋与科技水平不同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以及由一国或国际社会倡导的主流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本文回顾了我国居民最近几十年生活方式的变化，指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必要性，以及在向该目标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认为，在构建目标生活方式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引导、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公民个人的观念转变三者密切配合，方能切实推动目标生活方式的实现。

• “父爱主义”的延展及其机制*

  林盼

  既有研究提出，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利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将个人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到单位之中，并要求单位对工人提供全方位的关怀，构成类似于“父爱主义”的关系结构。本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精简职工的案例进行考察，发现“父爱主义”具有动态特征，会根据制度环境的变化，弹性调整内容构成和适用人群。具体而言，“父爱主义”的实施范围会在应对危机，解决“倒逼”的背景下突破组织边界，构成单位体制的向外延展态势。研究表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单位“双重治理结构”，使得国营企业能够通过延展“父爱主义”的方式消解政治风险，起到减压阀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位体制的瓦解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寻找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刻不容缓，为此，有必要重新构建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达到善治。

• “何以娃子不反抗？”

  刘晓,郭忠华

  大凉山彝区传统社会存在着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家支等级序列，人群中区分等级，上等级对下等级极尽剥削之事，民国时期的学者在调研中不禁发出“何以娃子不反抗”的疑问。而关于“不反抗”原因和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与汗牛充栋的“反抗”理论研究对比起来却显得很薄弱。本文运用斯科特“道义经济观”研究视角，梳理大凉山彝区传统家支等级制度的结构及其社会流动，分析维护其稳定运行的机制后发现，不反抗与同传统农业社会一致的彝区道义经济机制、娃子重叠性身份基础上的社会上升机制与有形可分的正义补偿机制相关。三大维护机制使娃子虽身处等级体系下层且遭受剥削，却做出了“认同”甚至是“忠诚”自己和其他成员身份的行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