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

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2期

• “实践社会科学：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专题导言

  黄宗智

  本文是“实践社会科学：国家与社会和个人之间”专题的六篇论文的综合性讨论，包括对各篇论文的简单总结和介绍。文章选自2018年6月16日—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召开的论文工作坊。六篇文章都采用了可以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分别探讨了村庄治理问题，商会、未成年人（犯罪）法和离婚法的司法实践，据此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最后是乡村血亲-姻亲“亲属关系”网络的实践中的变与不变。六篇文章都从关于实践的经验证据出发，论证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进而探讨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

• 国家与村社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黄宗智

  本文从论述中国的基本治理哲学出发，将其与英美现代传统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比，分析两者的优劣、得失。然后，聚焦于国家和基层社区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回顾华北和江南地区近百年历史演变，既突出其源自中华文明的国家与社会、道德理念与实用主义运作的二元合一治理思想，区别于西方现代英美模式中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也梳理了其在实践中所展示的优点和失误，提出如何纠正后者的问题。文章对比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及其近现代的演变、集体化时期采用的模式、改革期间采用的模式，以及在这些变迁中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文章进而提出，需要在中国现代党政体制本身的传统之内探寻可用资源来纠正集权的偏颇倾向，建议采用“群众路线”中的优良传统，把民众参与设定为拟定和执行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政策的必备条件，真正做到结合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二元合一设想。

• 产权秩序与农村基层治理：类型与比较*

  桂华

  推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而形成的。长期以来，学界对农村集体产权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层面或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层面，集体经济管理并非单纯的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经济行为，它还具有不容忽视的治理内涵。目前正在推行的集体土地确权、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量化”和集体经济组织“政经分离”等，将对农村基层治理以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产生影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存在显著的政治效应。基于资源禀赋、区域经济状况、工业化路径、地方政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不同地区的集体经济状况差别很大，从产权格局与产权规则两个维度可建构集体产权秩序的四种理想类型，集体产权秩序与基层治理的关联机制可通过类型比较来呈现。

• 塑造与运作：天津商会解纷机制的半正式实践*

  赵珊

  清末民国时期，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蓬勃发展。天津商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商会之一，作为商人阶层联合的自治社团，广泛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事务，解决商事纠纷就是个中典型，在法庭诉讼和民间调解这两大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之外塑造出第三种解纷机制。通过档案透视运作实践，天津商会解纷机制有自行处理、上传下达和共同处理等三种路径。尤为重要的是，三种路径的运作都离不开与国家正式解纷系统和民间非正式解纷系统的交搭互动，实则是在法庭诉讼和民间调解之间形成了半正式性的“第三领域”，并且趋于制度化。这一半正式实践深刻反映出其时国家、商会与商民三者之间在以纠纷解决为代表的城市治理领域中的互动关系，而绝非理论建构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 新旧之间：民国时期的家长惩戒权与送惩权*

  景风华

  中国近代法制变革对家庭的重要影响之一，是用来自西方的法律名词“亲权”重新建构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中华传统法律中的“子孙违犯教令”条，也因此变成了由教育权衍生出来的惩戒权与送惩权。北洋政府时期有关惩戒权的法律实践体现出鲜明的新旧融合特征。首先，送惩权的相对人并不是西方法学理论中的未成年子女，档案所揭示的绝大多数都是与父母同居共财的成年子女。其次，警察机构在父母惩戒权的实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有着“济刑罚之穷”功能的教养局，则成为众多“不肖子”接受惩戒的场所。再次，父母意志在送惩期限的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此外，随着自由平等学说传入中国，原本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子女须服从父母的原则遭到挑战，一些与惩戒权相关的案件反映出家庭伦理的瓦解与重塑，警察机构则以较偏保守的立场，继续维护着父母的尊严。法律新添的虐待罪，又提出了惩戒与虐待界限何在的新问题。

• 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 *

  ,赵刘洋

  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争议离婚案件的审理，在离婚判决依据、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方面，源自中国法律传统中面对社会实际的实用性考虑与实质道德理念相结合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仍在延续，这与极端强调个人权利的西方法律仍多有不同。当代中国婚姻法律扩展了妇女在家庭纠纷中的选择权限，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但这并非意味着妇女就获得了主体性地位。法律实践应根据具体事实情形，考虑到部分妇女群体在社会中的弱势境遇，恰当结合道德关怀与实用考虑，才能真正有效保护部分弱势妇女群体的权利。

• 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

  王庆明,王朝阳

  既往婚姻困境研究主要着眼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生变量，强调乡村婚姻困境是这些结构和制度约束的后果。本文以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为个案，聚焦村落内部，探究“同村不同婚”的问题。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相似的前提下，血缘为依托的宗亲网络、姻亲为纽带的亲缘网络、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络和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础的人情网络是影响媒人产生和婚姻缔结的关键变量，四者共同构筑了一种实践性亲属网络。在亲属网络的实践及再生产过程中，宗亲、姻亲、干亲和乡亲关系之“亲不亲”，要看走得近不近，这不单取决于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疏，亦取决于礼物流动、人情往来造就的关系远近。村东荒地转租纠纷、离婚增多、拟亲属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导致无媒人，进而出现婚姻危机。

• 锻造“政治民族”

  王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颇致力于阐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即强调此主义之“新”，在于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文化上、风俗上、语言上的区隔，在参与新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坚实稳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政治民族”。此外他相信，实践“新中华民族主义”是对全球不平等支配体系的冲击，如果中国的革命者能和周边地区的革命者充分合作，那么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新亚细亚主义”，将提供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让李大钊得以更为直接且犀利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矛盾，让他能够从全球革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日趋清晰透彻。

• 君道再还：钱穆宪制思维中的元首论*

  任锋

  钱穆在抗战末期的《政学私言》中专文论述元首问题，直指民国初年来数次制宪时刻民主心智的一大迷思，呼吁正视元首的独立价值与复杂性。在政体革命之后，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的稳定团结与持续发展，这是钱穆论元首制度所触及的根本秩序问题。思考现代中国的政制构造需要将其内置于以立国之道为中心的文化与政治大传统。钱穆强调立国规模中文化积业的惯性力量，这一方面表现在“政民一体”下的宪制平衡之中，涵括国民一体和“君相一体”，另一方面展示在以政治家风度为驱动的宪制演进中，二者揭示出元首制度以尊严和活力为职分的双重蕴涵。在时贤以欧美政制为法的窠臼外，钱穆的元首论开辟出一个传统本位的保守化进路，同时又显示出吸收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君道气质，潜涵了辩证开放的历史线索。

• 古今革命之间的“文王称王”问题

  宫志翀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革命”是儒家表达王道理想的一套独特理论。“文王受命称王”的事迹是这一理论的形象表现。然而，儒学史上也曾有从君臣伦理角度否认文王称王的观点。及至晚清，“革命”从古典含义转变为以共和、平等、民权为宗旨的现代含义，并开启了现代革命的进程。在此期间，曹元弼辨析“文王称王”问题，既是对古典“革命”理论，也是对现代革命进程的回应。

• “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种国家强弱观*

  曹正汉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通常伴随着国家瓦解，这种现象引起古代学者的深思，并逐渐形成一种解释性观点，所谓“强政权，弱国家”。这种观点认为，郡县制国家存在着一种内在缺陷：在这一类国家中，统治者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政权，所谓“天下之势一矣”；但是，强大的政权弱化了国家本身的凝聚力，阻碍了国家共同体的发展，随着中央政权衰落，国家共同体将面临瓦解，所谓“天下震动，有土崩之势”。本文把这种观点发展成一种理论分析模型，论证了“强政权，弱国家”作为一种类型的国家，是政权建设与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冲突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同时，本文还论证了强政权为什么导致了弱国家。

• 政治统合制及其运行基础*

  ,欧阳静

  政治统合制是指党委围绕中心工作，对行政科层制进行结构整合、资源聚集、功能重组的治理模式。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为了克服行政科层制的缺陷与惰性，以党委为主体的政治机制将重要的治理事务转化为中心工作，再通过压力机制、动员机制和行政包干制等机制重构科层结构、整合科层资源，完成具有综合性、紧迫性的中心工作，从而形成了政治统合制。政治统合制不仅呈现了党委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与意义，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但是，政治统合制最大的风险是政治机制本身的官僚化。因此，发挥政治统合制的积极因素，避免党组织的官僚化，既是我国政权建设的挑战，又是其建设的意义所在。

• 公地何以“悲剧”*

  马翀炜,孙东波

  旅游客栈的兴起使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核心区普高老寨部分村民的经济收益增加，而生活于村中的人的身份模糊化使村寨的集体性趋于消解。为占用更多的水资源而在集体林中私自引水及抢占水源等行为导致了水资源的“公地悲剧”发生。象征水权和实物水权的分离，尤其是象征水权的式微使“公地悲剧”难以避免。“公地悲剧”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的行为失范和社会制度失语。要避免悲剧发生，重构社会秩序，防止经济对社会的主导是最为根本的。在重拾传统的村寨主义精神的新的社会文化建构中，有权规制市场的政府应该及时现身。

• 流动的人类学诗学*

  庄孔韶

  在新近执导与拍摄人类学纪录片《金翼山谷的冬至》的过程中，笔者经历了学术专著、歌谣、诗作、电影、戏剧、新媒体多元创作实践，以及展演与传播中的主客并置与多学科并置状态的研讨，形成了系列论文。本文仅就地方冬至歌谣与田野诗作的人类学解说，表达地方人民和人类学家田野相遇与长久互动的人类学诗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