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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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政府”构想
- 杨念群
-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基本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失败而诞生，故其首先对民国初年上层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全面质疑，随后尝试在基层建立起一个能够杜绝和预防政治腐败的良好自治机制。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也伴随着一战结束后欧洲劳工运动的崛起，故而其对私有制的批判与“社会主义”思潮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设计的过程中却多采取回归传统乡村治理的策略，缺乏行动的能力和具体举措。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却对个人自由在社会中如何具体落实缺乏思考。其主旨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虽有不少分歧，但是其强调“社会”改造的思路又为这两种思潮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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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内好的亚洲主义研究*
- 孙歌
- 本文着重讨论竹内好关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两个代表性文本，意在整理他回顾亚洲主义的基本思路，并从中提炼出与当下的思想课题密切相关的思考线索。这两个文本均成文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具有回应当时思想状况的明确意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竹内好突破二元对立静态史观的努力，去除政治正确观念的干扰，在历史的漩涡中发现活生生的思想命题的尝试，在今天都具有相应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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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日本现代“中国认识”与历史的“内在理解”*
- 石井刚
- 增渊龙夫的《关于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一书，通过分析两位杰出的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反思日本学界“中国认识”所陷入的困境，并试图提出以“内在理解”为基础的史学方法论。增渊认为，内藤“从那个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提示出潜运默移的历史大流向”的洞见是史学家所应具备的“历史学家的态度”，且在这一点上，内藤的成就是在日本东洋史学家中罕见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增渊并不是因此称赞内藤的史学，而是要对之进行批判。增渊强调的是“历史的内在理解”之重要性以及艰难性。增渊的史学批判告诉我们，史学工作的伦理价值在于叙述者是否能够与历史人物之间产生相互交感，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无非是叙述者对其周遭以及历史人物存在处境的两方面都能够保持“严”性自觉。我们沿着增渊的思考，不仅可以重构“史”的概念在中国传统中的独特内涵，而且可以诠释中国人文精神“虽旧而维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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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菊的困惑与解惑*
- 陈颀
- 基于电影《秋菊打官司》，苏力发表“秋菊的困惑”的经典研究，已经成为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代名词。晚近的秋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解读中的“二元对立”理论范式，将“秋菊的困惑”置于三种不同的法治传统的纠葛，以及国内法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之中，使之从一个地方性问题提升到“大国宪制”和“法律多元主义”等普遍性层次。关于秋菊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已经从“困惑”走向“解惑”，从一个批判西方法治的地方性命题，转向探索法治的中国道路等更具普遍意义的法理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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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现状：人口流动下的家庭照顾循环*
- 刘捷玉
- 既往老龄学领域关于家庭照顾的研究普遍在一个量化的二元框架中展开，区别于代际间“单方照顾”或“相互照顾”的传统解释，本文借鉴了移民学中“照顾循环”的概念框架解释了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照顾老人的过程，就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与子女养育的影响提供了更详尽的认识。研究表明，照顾与接受照顾的过程不断在农村家庭内部循环，照顾的成员、地点与程度不一，并贯穿家庭各成员的生命历程。本文发现：就业状况、外出时长、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子女与父母间的家庭关系，间接影响了外出打工子女照顾父母的方式与质量。最后，本文指出了不同地区与世代间农村女性的照顾负担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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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际“资产并表”、同类婚与贫富分化代际增强*
- 郑丹丹
- 本文用两代视角说明人口政策与几乎同期发生的市场化转型之间的叠加效应对处于不同“时代”的个人及其家庭财富关系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过程及后果。文章揭示，以直系组家庭为单位考察财富分层与代际流动现象会发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中交叠存在的城乡差异，以及同类婚模式的盛行，原本已经存在的家庭财富不平等，可能会经由具有中国特色的代际转移行为——代际“资产并表”，以及无成本的遗产继承等机制被固化、复制，甚至放大、增强。本文建议通过增强家庭自身的功能和坚韧性，以及进行遗赠税收调节减少富裕阶层实际获得的遗赠比例用于扶助最底层民众等方式遏制、阻断贫富分化的代际增强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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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海南疍家女性的空间、身体与权力*
- 刘莉
- 人类学家将家庭与外界完全区分开的现象，称为家庭-公共二元。二者的空间区隔，会推动性别阶层化，因为公共活动比家务更能带来社会威望。通常，与公共领域相联系的男性因此具有某种权威，更贴近于家庭的女性往往居于从属地位。与陆地家庭的性别关系和分工不同，海上疍民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同处于多重空间合一的家船上，男性没有公共领域赋予的特殊地位，女性的家庭劳作因为空间权利的特殊性而同时具有私人和公共属性。女性在场的水上世界的性别分层显示，当家这样的私人空间与公共领域重合，二者的分离度减到最小时，会最大限度地拥有相对平等的两性模式。海上疍家女性在身体规训、劳动分工、市场行为、收入支配等方面非但没有从属于男性，反而成为积极的有策略的行动者。这种产生于特殊的海洋舟居时代的两性模式，随着水上人逐步上岸，依然延续在变迁的生活中。然而，当阈限阶段过去，家与社会空间分离，疍家女性的社会生活也必然有新的变化。
